我并不完全是在人们显而易见的意义上说“鲁迅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我
用这句话还想表达另外一种意义：鲁迅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几乎存在于每个
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中。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鲁迅精神作为一种对黑
暗的抵抗，因黑暗的存在而存在。这种“存在的合理性”为鲁学研究者和主流意
识形体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突现，前者强调的是抵抗精神的当下平移，后者强调的
是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另一方面，鲁迅精神合理性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不仅存
在于“鲁批”话语中，也存在于“批鲁”的话语中，在这种意义上，鲁迅并不是
传统人文精神的异端，批鲁者也非是鲁迅精神的异端，他们存在灵魂上的共同基
因，这种共通基因形成于同一个文化生态。比如，几十年来，我认为批判鲁迅的
学人一直在使用他们用来指责鲁迅的言说方式。 

　　我在这里想集中讨论一下这种同时内在于鲁学和反鲁学知识人灵魂中的“有
限性”。这种精神上的有限性就是一种特殊的权威人格，但这种中国式的权威人
格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所未能尽言的一些特点，即它是在否定性的文化环境中生成
的“否定人格”。什么是否定人格呢？就是用一种抒情性的、文学性的、隐喻性
的话语来对“他我”进行反讽性的、放大性的、攻击性的否定。否定“他我”的
过程同时是把我同“他我”隔离的过程，“我”在上述文学否定进程中与被否定
者或黑暗脱离开，成为黑暗的否定者，成为“不说自明的正面人物”。这是革命
文学的内在逻辑，也是革命的内在逻辑，也是鲁学和非鲁学的内在逻辑，一言之
，否定人格是中国文学的内在逻辑，是中国文学永远的精神病症。 

　　基督教神学是克服否定人格最好的出路，因为在圣经的语言中，人的有限性
是普遍存在的，否定者不能完全从被否定者中把自己摘出来成为神圣的化身，因
而也不存在通过攻击他我而自我标榜的“否定的合理性”。神学理性也不否定批
判的价值，但他强调：只有意识到自己也在黑暗中的批判才体现了批评理性，只
有存在忏悔之心和基于爱的批判才体现了批判正义。 

　　批判鲁迅的学者（比如陈源、苏雪林、郭沫若等），对鲁迅的批判恰恰采取
了鲁迅批判的方式，即否定人格的方式。但鲁迅的深刻他们不具备，鲁迅的有限
性他们却完全继承下来了。也许鲁迅是景教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离上帝最近的人
，他深刻地意识到了人的有限性，洞察了人性的黑暗。但鲁迅毕竟没有超越中国
思维的内在逻辑，拒绝了对扣门声的倾听，于是，他对人性黑暗的洞察只能转向
为绝望，他向死而死。在我看来，鲁迅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极端反叛者，鲁学并不
是儒学的异端，正相反，鲁迅的反叛是传统的文人精神的内部冲突，是儒家精神
内部的张力。比如，新文化运动对于鲁迅来讲（自然也对于从他那一代到迄今为
止的知识分子而言），个性自由仅仅是某些个人、特别是现代君子（表述为真的
猛士、孤独的过客等等）的自由，这是一种自由的善恶二元论，而不是普遍性的
自由意识。同样，对于鲁迅来说，个人自由是最好的存在状态，还不是最不坏的
存在状态，青年乌托邦取代了儒老的乌托邦。不过鲁迅的造反已经接近了士人思
想能容纳的极限，他的理想社会仅仅是一个感情需要的走向，而不再是可能的存
在的现实社会。但这一走向仍然是历史进化论的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对
“历史的代价”同样采取了某种接受的态度，尽管他对未来采取更多的不可知论
的态度。这种历史观念与“上帝面前死者、生者平等”的理念是基本对立的。由
于缺乏对来自十字架上基督之爱的感恩，他不可能有宽容。由于看不见绝对者的
大光，他就用自己的意志来照耀他我的黑暗，把自己想象为绝对者。但鲁迅深刻
的地方是，他意识到了自己不是绝对者，所以他对革命并不抱希望。绝望和坟是
鲁迅沿着否定人格的路径在中国文学精神世界所给定的逻辑高度内精神自由所能
达到的最高点。钱理群先生说鲁迅的哲学就是绝望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
深刻的。 

　　鲁迅进一步海阔天空。但他仍留在了此岸世界，对自由和永恒的绝望转化为
尼采的意志论和魏晋文学的小花。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为鲁学的后继者所继承
，一方面是对哲学自由的深刻理解，一方面却表现为文学自由的不宽容，一方面
是对黑暗的学术反抗，一方面是对黑暗的生活认同。鲁迅的双重人格成了鲁学的
双重人格。批判鲁迅的学者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或者这个问题更突出呢？ 

　　重评鲁迅或者批判鲁迅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１００年来中国思想界自我总
结的好机会。问题在于，批判鲁迅什么，如何批判？胡适先生当年在回复苏雪林
的信中曾理智地说道：批评鲁迅应避免“旧文字的恶腔调”，“凡论一人，总需
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我担心，几十年过去了，被发扬光大的是为鲁
迅辩护的人和批判鲁迅的人的“旧文字的恶腔调”，而不是与此相对的批评理性
。什么是我理解的反思鲁迅的批评理性呢？在我看来，第一、批评鲁迅是“旧文
字的恶腔调”的同时，应该记住鲁迅的论敌同样是对鲁迅使用“旧文字的恶腔调
”的人。第二，今日批评鲁迅的人是否同样在使用“旧文字的恶腔调”？第三、
如果鲁迅生活在我们的灵魂里，那么，这种否定人格究竟缺少什么，这种“旧文
字的恶腔调”为什么几千年来流传不衰，变化的只是发言人，不变的是永远的“
旧文字的恶腔调”？ 

　　“旧文字的恶腔调”，或者语言暴力与政治暴力之间是如何密切相关的？它
是否能够被超越？文人之骂、刀笔精神是否可以终结了？ 

　　对语言暴力的批判不是使用语言暴力，而是不再使用语言暴力。然而，我所
见的“批鲁风潮”所表现的正相反。这才是真正值得反省的。毛氏话语有他自身
的魔力，即通过否定人格的语言可以隐蔽地彰显一种权威人格。克服毛氏话语真
的很难，因为一切克服毛氏话语的努力都是通过毛氏话语来完成的，而问题在于
，毛氏话语不可能被毛氏话语所克服，这是汉语思想深刻的内在困境。如果说鲁
学与毛学有某种文化基因上的共通性，那么非毛和批鲁思潮中同样存在共通性的
缺失：由于采取几乎和对象完全一样的姿势来批判这一对象，这种批判不过更深
刻地表现了一种对批判对象所信奉的各种原则无法改变的忠诚。 

　　我感到鲁迅就活在我们的心中，特别是鲁迅精神中的有限性、如文学性的中
伤、刻意把自己与批判对象二元化、不宽容等等，都内在于我们的灵魂中。每一
个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就是一个小鲁迅呢？ 

　　鲁迅活在我们心中，意识到这一存在困境，意识到这种“前见”，也许应该
是反思鲁迅的一个较为理性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