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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问诚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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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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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这个题目太大，研究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尤其难免凿空，而为此寻求
一种解释的模式或试图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更是异常艰难。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得
承认，我渴望研究这个问题。同时，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必须承认一种自我质疑的
惶恐一直纠缠嘲弄着我的“问题意识”。此书断续十年之功，探索真相的热情和否
定问题意义的疑惧共同伴随着我。
度德量力让我紧张，“研究错位”也让我担忧。何清涟女士在翻阅此书时曾在
电话中对我说：如果此书发表在80年代就好了，甚至可以“一鸣惊人”。她的言下
之意是说，“文化热”是80年代的现象，90年代学界对此日益淡漠。这也是我的一
个担心。但这种担心尚不强烈，因为没有过时的问题，只有过时的“热点”。
使我更困惑的一种批评来自我称之为“文学犬儒主义”的思潮，它否定追问因
果关系的理性的可能，也否定“理性探险”的必要。这种思潮实际上已经是90年代
各种相关联乃至相对立的“主义”的共通资源。比如，在反叛理性主义和嘲弄逻辑
体系这个问题上，一些“文学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表演了这种“后现代”的姿态，
以“前现代”或“前理性”的姿势。文学犬儒主义有三大精神资源：18世纪以来的
日益“疯狂地自负”的非理性主义、20世纪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各种后学。中国的文
学犬儒主义在80年代初期对解构伪崇高或伪信仰和伪科学理性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
用，但经过一场霜冻之后，在90年代它把矛头指向了信仰和理性本身。文学自由主
义除了全面接受文学犬儒主义的精神资源之外，又在哈耶克、伯林和波普尔那里弄
来了一知半解的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话语。文学自由主义不竭余力地对逻辑思维
和启蒙理性进行嘲弄，他们对人类对因果关系的热情和对起源的探究充分表达了不
屑，并诉诸“立场分析”。根据他们的逻辑，任何形而上学的热情，任何建构理性
的努力，就等于企图建立理性乌托邦，理论体系就等于体系专制，体系专制就等于
精神专制乃至政治专制。理性主义一直是自由的精神家园，但在这里，我却发现理
性成了自由的敌人。
文学自由主义的第一个精神缺陷是语境的迷失，启蒙理性和逻辑思维既不是中
国文化的基本内涵，也不是我们当下的话语前提。说“文革”导源于一种理性主义
的专制或意识形态的狂信，这是典型的学术扯蛋，就象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理性主
义一样。我们甚至不能说这是将学术史等同与政治史的理性的局限，因为在中国，
并不存在理性主义的传统，也不存在或真实地存在理性主义的学术或意识形态。我
们没有资格对理性那样“谦虚”，因为我们还未生活在理性之中。
文学自由主义第二个问题是对自由的误读，也是一种学术上的不诚实。理性是
生命的精神属性之一，正如非理性是生命的精神属性之一一样。生命只有在统一与
和谐的基础上才意味着自由。同时，既然理性是人的精神本性，你否定它它照样存
在。正因如此，那些批判逻辑和理性以及“体系癖”的人，他自己在言说和写作的
时候仍无一例外地遵循理性、逻辑，并不同程度地喜欢“自圆其说”，喜欢自成体
系。否定因果关系和否定对因果关系的追问，作为文学抒情我未敢厚非，但在生活
中，它是一个谎言。
文学自由主义的第三个问题是它的批判找错了冤主，它真正应该批判的，或自
由真正的敌人是理论体系的权力化，而不是理论体系本身。现代极权主义不是理性
的自负，而是权力的自私，它恰恰是反理性和反逻辑的，它只崇拜力量。我们必须
承认理论体系本身的工具价值，它也是精神自由的实现方式之一。而这一精神工具，
这种理性的能力，恰恰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这里盛产的是文学抒情和道德语录，
这里还缺乏哲学意识，而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体系理性”。
这样一种调侃式的自我标榜的文学批评我们见多了：“我不打算构建什么体系，
我必须警惕理性的自负”。他言下之意是他并非不能而是不愿建构体系，而那些想
对重大文化项目刨根问底的人如果不是自不量力，就是企图用体系奴役他人的精神
自由。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说：因此只有我才是理性的，只有我才理解了自由并是自
由的。
我想，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就应该承认：我们都有一种好奇心，我们都想
追问更多的问题，并希望这种追问不断深入又避免自相矛盾。我认为这是人的本性。
所以我不讳言我对体系的热情，但这种努力丝毫不意味着我有什么了不得，而那些
未构建体系的学者就不好。也不意味着我企图用体系去奴役他人，更不意味着我成
功地建立了理论体系并达到了“自我封闭”的“境界”，或我自命发明了“大力丸”
来包医百病，这完全是两回事。但我的确是想解释更多的问题，谁又不想呢？说人
受“体系”的束缚，如同说人受锄头的束缚一样，这怎么可能呢？
谈到这里，我并不是说本书已建立了我的理论体系，但我不讳言我的确企图这
样做。这是一本未完成的书，这是一个有无限可证伪的可能性的体系。我将在诚实
的继续追问中等待读者和方家理性的追问。这种等待是让我兴奋的，因为我自认为，
为了“正确”而不是为了“我正确”一直是我附庸学术的第一出发点。
我尽可能理性地阐述我的观点，但我知道这并不很成功。读者能发现，激愤之
情往往流露于字里行间。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序言中说：我将尽
力坚守理性，但我不否认我同样怀有激情----在谈到自己的祖国的苦难的时候还能
无动于衷，那简直是不能容忍的。此书结稿的时候，我的朋友余杰先生送来他的新
书《想飞的翅膀》，书中收录了崔卫平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批判，以什么名义”。
对于一个经历过并正在经历“1984”年的苦难的人，这怎么可能还是一个问题呢？
余杰的背后是流血的天空，他的话语前提就是昨天发生的而今天仍在发生的悲剧。
他对哈维尔和昆德拉的理解必须放到这个语境中去解读，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解
读。当年轻的尸体缓缓倒下的时候，“哈维尔”当然是更伟大的。如果公平地理解，
余杰对中国知识界的“全盘否定”并没有将自己摘出去的意思，他同时表达的是对
自己作为迟到者的内疚和作为苟活者的愤怒。忏悔精神恰恰是中国知识界挽回荣誉
的正确道路，它怎么可能损害他们的“清誉”呢？呼吁忏悔和以法惩恶并不是“非
此即彼”的关系，这基本上是两个领域的问题。“批判，以受害者的名义”，这就
是余杰文章内涵的话语前提，也是我在本书中“情不自禁”的原因。在这里，可以
这样说：“激情，以被害者的名义”。
多年来，受害者的眼睛如星星般布满了我的天空，那也是上帝的眼睛。它注视
我的每一个夜晚，命令我用诚实迎接那宽容的目光。“被注视的温暖”使我鼓起理
性的勇气，“被注释的紧张”使我向抒情求援。好了，此书作为这样一本“作业”
初步完成了，但何以我愈发不敢仰视长天？
2000年早春于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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