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从前的老北京人一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你吃了吗？”一样，“你出了吗？”近几年在我的生活圈子周围常常会听到。所谓“出”，不是出国，而是出书。但却与出国热（钟书先生喻为猩红热）差不多，问答的双方，出了的面有得色，俨然人五人六之态；未出或待出的则诚惶诚恐，大有落后知耻、需要迎头赶上的痛悔。

大陆的出书热已有十来年了，但至今犹未衰减。从影视名星出自传，到党政干部出论文集；从乳臭未干的少年少女出大部头小说或诗歌集，到四五十岁的父母出教育子女心得体会集；从学界为完成指标而凑字剪贴加自费，到文坛雇人当枪手找人写捧文，直至最近越演越烈的博客出书，很多人早已踌躇满志，不仅要出一本两本，而且开始了著作等身的宏伟计划。

这股风也刮到了海外华人的圈子里。侨居生活本就寂寞无边，中文报纸又可轻易入室登堂，各类网络平台更是无门槛接入，海外中文世界早已变得象天桥一般热闹，绘画、摄影、诗歌、小说、散文、杂评各项把式一应俱全。众把式在卖力搏好听口采之余，到国内出集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总不能只在草台上吆喝一辈子吧？出上一两本书，也算是变相的衣锦还乡，别的成就提不起来，好歹还会码几个字，没白到海外闯荡一回，在乡亲父老同学朋友就有了面子。于是乎，各种聚会场合上，传观新著大作就成了特色一景。

相形之下，“读书”与“论道”却是很不走运，大家都在说忙，好不容易有点儿空闲，又是忙着上网读天南地北的逸闻趣事，又是忙着看永远也看不完的中文影视剧，当然，主要还是忙着写书，忙着联系出版社，忙着筹划出书的银子，忙着参加各种聚会，展销自产的大作。读书？太忙了，没时间！能在一年之中，完整地读下一整本长篇小说的人，已经很少见，而读完一本非小说类又没有直接功用著作的人，更可以称得上是文明世界的罕物了。

这就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一个奇观：一方面是争先恐后的出书，一方面是急功近利的读书。前者饥不择食，题材广泛而多样，一本集子里杂七杂八，只要凑得出字数，又有一定资金，就一定可以出版发布，却丝毫不考虑连自己都不读书的年代，多出一本文化垃圾又有什么价值；后者则除非具实用价值（诸如学语言、选大学甚至化妆烹饪等）而少有人读，书籍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结晶的要义已因实用目的而更形矮化，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文明素质也因乏好书的滋养而日渐粗鄙。

旧时的书籍，除少数供科举用的应考书或具体专业用的工具书有很强目的性之外，多半是自然产物，而非刻意追求所致。用功的读书人，读多了自然忍不住落笔成文，文华绝代的大才子更少不了诗词唱和，由是留下无数锦绣文章，构成了几千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所敬重的一些学界前辈，一生除数篇论文外，没有出过书。他们或以“述而不作”而自解，自认一辈子教书育人，没有大块时间坐下来静心修书；或坦承学问不够精深，只能写出几篇心得，而难以成就大部著作。那时节，读书倒是占了他们不少时间，不仅在古籍故纸中乐而忘返，而且收罗一切新出的高品质中外学术著作，他们往往会托学生或朋友买来，仔细读过之后，再与大家一起切磋讨论。找书、读书、讨论的快乐将师生的关系拉得很近，也成为人生日常俗务之外最美的亮点、最享受的精神生活。对比今天的聚会，无疑，我更怀念那时的论道情景，更渴望那样的师友氛围。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此话诚然，很多成大事者并非读书人，不读书当然无碍于经商、做官，甚至成王成寇。不过，如刘项等辈，倒也并不和读书人拚财力抢出书，从这一点看，至少比今天的许多“作家”有自知之明。换言之，不读书不为过，不读书而忙出书却是对文化的大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