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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化:《留美幼童》读后记

施化


 

公元1872年8月11日,一批年龄在9岁到15岁的中国少年,从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他们便是清政府设立的留学计划中第一批留美学生。这个计划由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毕业生容闳发起,开明官僚李鸿章等推动而成形,最后被朝廷中的保守势力拦腰斩断。他们的故事,奇异而曲折。

读完《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本史料羽实的传记,难止唏嘘感叹。作者钱钢和胡劲草在这部作品里,很清晰地表达出两个思想:

一,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这个争论从清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百年了,一直没有人打算认真搞清楚。今天广为认同的所谓“中国特色”,其实就是“中学为体”的翻版。清朝政府自从鸦片战争以降,被外国列强不止一次地教训,开始转换脑筋。容闳的十年坚持也起了关键性作用。于是封闭的国门,终于开了一个小口。当然,当时还有许多民间的出洋留学,不过那不是政府行为。

这个口开放的大小程度,只到不影响“中”为止。而这个“中”,说穿了就是中央集权政府,包括他的操控统治。这个试验以失败告终,因为朝廷的“有识之士”看到,放留学生到国外去单纯学习科学技术,不接受文化影响,是不可能的。

和西太后一样,邓小平的脑筋也有相同性质的转换。中国五、六十年代闭关锁国的后果,是又一次与西方拉大了差距。邓的打开国门,比老佛爷的气魄大多了。开放的结果,是在物器上,彻底更换了中国的传统。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中学”,坚持拒绝“西学”。所以说穿了,邓的开放只是慈禧开放的数量级放大,本质没有变化。有人说,物质决定意识,到一定时候自然会慢慢变的。然而晚清的教训在那里:变得太慢,来不及。

百年来的中华先知们,早就不止一次地分析过,“有什么体就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就有什么体”。反对羞羞答答的“体用”分家。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也早已超过半个世纪了。可是中国的当代知识精英们,仍在那里“以其昭昭,使人昏昏”。

因为一个民族情结在那里发酵。建议精英们去了解一点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从非洲东部移民来的,并非山顶洞猿人,DNA可以作证。民族情结想要什么?血液的纯洁性?我们早就背叛东非的祖先了。生活习惯?谁习惯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现代人早就不干涉人家的生活方式。继承文化遗产?有的在那里丢不掉,没有的也造不出来。经过历代封建朝廷筛选而流传下来的帝王文化,可以说不是遗产而是毒药。更不用说那些被外族奴役而沾沾自喜的“光荣史”了。

二,体制改革如果蹒跚不前,错过的时机不可追回。钱钢完成这部书,前后大约花了一年多时间。他用了一个月左右在美国,靠着翻译,走访了很多老人。他更多的时间,花在清史资料的收集上。他的这部书,写的虽然是留美幼童,解剖的却是晚清社会。

晚清的一个很大国情,现今很少有人涉及的,就是推动改革和阻碍改革两种力量的角力,最后以前者失败告终。钱钢在书的第三部分中有一句特别精辟,大意说,当改革正蹒跚不前的时候,革命从身后迅不及防地扑上来,推倒了前者。

清末不乏清醒之士。上至曾国藩、李鸿章,下至谭嗣同、梁启超、容闳、严复,他们所推进的一切,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宏图大略。如果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清朝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军事力量已经在亚洲第一。可是结果怎样?中国哪怕渐进为君主立宪,也会和今天的日本一样少走弯路。但是主张变革的力量不被主流认同,不断被压制被排挤,不得不迂回侧绕。到最后,一句“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就断送了他们的全部心计。

今天的情势非常相似。最高领导层独断乾纲,局外无人可以推动,而自身又缺乏动力。“满朝”的清议,只一味迎合,毫无前瞻性的创意。少数清醒之士,完全成不了气候,相互间还各不买账。一切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那么只好等着从身后迅不及防地扑上来的革命了。

有人说,在今天的大环境下,革命是不可能的。不是没有道理。但历史的重复不一定是同样细节的重复。不可能发生同样的“武昌起义”,但是一定会发生另一种“武昌起义”,出现的样式无法预料。

如果不设预警机制,不高瞻远瞩地触及根本制度弊端,必将导致另一种形式的“革命”。可以预见,国内各种利益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现在不断强化的压制都是促进媒介),只要有一个缝隙,比如股市或楼市的崩盘,银行信用危机,对外战争等,都可能导致一个窥觑最高权力的势力(甚至在党内)登高一呼,满腹怨愤的穷苦百姓一哄而上。他们的口号将动听得你我都无法想象,因而获得包括军队在内的同情支持。这就是我说的那种“革命”。

革命的结果虽然会出现很多可能,但是很少有机会出现民主宪政。因为几乎所有的主流言论,从过去到现在,都在数十年如一日地丑化民主。民主没有也不可能在民众心中扎根。没有大众基础的理念是不会形成社会制度的。钱钢在书中引用了这段资料: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