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的起源　　

                                                                                                 俞力工

　　据记载，公元二世纪前，欧洲北方体格强壮的半开化日耳曼民族已开始替马其顿希腊帝国充当雇佣军。罗马帝国时代，日耳曼雇佣军更是使该帝国得以巩固的重要支柱。就军队里的人数比例而言，往往超过罗马本地人。及至许多日耳曼军人掌握了兵法，镇守重要据点，升迁为大将地位之后，罗马帝国便开始备受威胁，以至于一蹶不振。公元五世纪时，大举南下的日耳曼移民四下扩张，使得罗马大帝国的势力仅剩下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由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长期受到蛮族的摧残，以及基督教为了奠定自己的文化地位、又刻意摒弃古典文化，史学家称呼第四世纪到十一世纪这段漫长时期为黑暗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介于罗马人与斯拉夫民族之间的日耳曼人，早在罗马帝国时代便扮演着奴隶贩子的角色。显然，当时被日耳曼民族贩卖的斯拉夫人人口众多，使得该民族一直冠着“奴隶”的名称（斯拉夫Slaven一字源于奴隶Sklaven）。另外，自从日耳曼人的势力扩大之后,斯拉夫民族便开始充当日耳曼人的长工与雇佣军。这就是为什么德意志浪漫主义理论家及纳粹分子视斯拉夫人为“下等人”，并常称他们为德意志人的“帮佣民族”（Hilfsvolk）的原因所在。

                            黑暗时期

在欧洲范围内，公元第四至十一世纪的黑暗时期，是个基督教逐步扩大、北方蛮族陆续皈依基督教的漫长时期。八世纪末，日耳曼人在卡尔大帝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势力一度扩及西欧之大部，形成了日耳曼帝国(经教皇封为神圣罗马帝国，注1）。随后，该帝国又分裂为东（目前的德、奥、瑞之大部分，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德意志民族）、西（法兰西）、南（意大利）三部分。除此之外，就文明发展角度观之，整个黑暗时期除了基督教文化的排除异己、统一思想运动之外，实在是乏善可陈。然而在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家和德意志理想主义理论家的笔下，罗马帝国的崩溃却给描写成“爱好自由的日耳曼人拯救了基督教文明”；日耳曼人的殖民与侵略，则是“给弱小民族灌输了健康的新血”；日耳曼人之受赐封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更是赋予了日耳曼民族“统治所有民族，建立世界大帝国的神圣使命”。

                               军国主义

　　中古时期（公元十一至十四世纪）大体说来是基督教文化鼎盛时期。十二世纪初，欧洲地区出于经济需要、对抗伊斯兰势力的多重原因，对伊斯兰教世界进行了多次十字军东征，由是在各地出现了社会地位崇高的职业兵团，而条顿武士团即为当时德意志范围内实力最强的北方雇佣军。条顿武士精神的特点在于尚武、效忠和守纪律，其领地内，自然也实施着严格的军事统治。及至条顿武士于十六世纪初通过巧取豪夺统一了整个普鲁士地区后，其尚武精神非只是构成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泉源，其英雄事迹更是德意志浪漫主义者和纳粹分子把“德意志精神”神秘化的重要依据。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系十九世纪末叶出现的一种反启蒙主义、反文艺复兴、反科学主义、反工业化和反现代化的思潮。浪漫主义唯恐现代化过程把传统社会分解为孤立的个人；追求物质文明会导致精神的庸俗化；产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乱更会使人的尊严、地位和认同基础受到破坏。浪漫主义因此着重突出自然奔放的、纯净优美的、充满感性又富于激情的、豪迈又果断的、具有地方、民族和集体色彩的世界观和艺术表现手法。浪漫主义还认为传统天主教、新教教会无力于防止社会堕落，因此寄希望于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由德意志人领导的基督教帝国”，以期在即将来临的末日决战中建立一个优秀民族取得统治地位的新世界。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康德、费希特、施莱格尔、尼采、谢林、黑格尔、华格纳等）均视民族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其归属性和优劣与否，则由血缘关系、历史背景和文化认同这些因素来决定。在他们看来，包括北欧诺曼人、英国人在内的日耳曼民族，既是雅利安民族中，又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受圣灵恩宠、最具智慧、最健康、最完美、最有组织能力、最具同类性的民族。他们既不像斯拉夫、亚、非民族那么愚昧、落后，又不如西南欧拉丁民族那么腐化、堕落和混杂。因此唯有以德意志为核心的日耳曼民族具有引导全人类摆脱世界末日厄运的能力。然而为达到此目的，日耳曼民族必须排斥他民族的影响，维持本民族的纯净（注二）。

浪漫主义强调种族的不平等与血统优劣为自然现象，弱肉强食更属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律。这种种族主义观点，在以往的传统帝国扩张时代不曾提出过，迟于十九世纪方始出现，无非是为白种人的殖民主义侵略加以辩解。浪漫主义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浓厚的反犹太人情绪，其原因除了传统的基督教反犹文化外，不容忽略的是，启蒙主义、知识革命和产业革命曾给犹太人提供了受教育，发挥商业知识，利用国际纽带，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因此，犹太人在中西欧的独特成就，无形中给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德意志人造成压力。在此历史背景下，费希特首先提出了“将犹太人悉数消灭”的建议。黑格尔也深信“世界将为具有高尚精神的日耳曼民族所领导”。音乐家华格纳则在其歌剧中把德意志人当作“救世主”加以歌颂。私下里，他甚至主张“将犹太人付之一炬”。这意味着，彼时“为拯救部分人类必须以另一部分人作为牺牲”、“世界末日”、“末日决战”、“最后的审判”、“上帝选民”、“血债血还”的念头均可在几本经书内找到原始依据。

　　浪漫主义就像所有的政治化原教旨主义一样，不只是接受了宗教的“末日决战”观点，同时还把它世俗化为德意志民族的社会运动。与犹太教和基督教运动的区别在于，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基督徒已为德意志人所取代；其最终目标也不止是建立一个犹太王国或基督教王国，而是一个德意志人统治的基督教世界。

　　最初，德意志浪漫主义的传播仅仅局限在文化、艺术界，十九世纪末叶起，却渐为政治家所利用。他们一方面断章取义地曲解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一套种族主义论，一方面又结合了普鲁士军国主义思想、基督教的反犹文化和救世思想，由是编织成二十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国人常误将“德意志民族主义”译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潮。此时唯一尚缺欠的，便是一个具有果断意志的领袖，和足以将各种神话付诸实施的流水作业行政机器，以及一个庞大的军事力量。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刚好具备了这一切条件。

        　　         讨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剖析，除了多少可以了解为何在大战结束了五十多年之后，经过了长期反法西斯教育之后的今天，在同样的欧洲国家里仍旧存在着浓厚的种族主义排外情绪之外（注三），同时也不难想象，具有犹太人血统的马克思，当年是如何艰辛把德国理想主义者（国内译为“唯心主义”）的意志论改成为物资主义论（国内译为“唯物主义”）；把犹太人和日耳曼人的民族宗教改换为国际主义；把德意志军国主义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把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修改为阶级斗争；同时还把人们的主观、无知与过失推诿到中性、客观的物质、资本身上。尽管如此，马克思仍旧无法摆脱基督教的世界末日观和救世思想，因而把救世主的神圣责任寄托于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身上。至于那些还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如俄罗斯、中国），自然就不属马克思的优先考虑范围。因此，更加离奇的是，当本世纪初中国徘徊在十字路口，探索指导思想与发展道路之时，竟然阴错阳差地卷入了西方思想界的混战，把别人的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当成了自己的历史；把欧洲人的经书拿到自家的庙宇中去膜拜；其后甚至还在深具法西斯色彩的苏联影响之下，长年试图把国家建立为一个铁板一块的公社或社团（Gemeinschaft）。如今，中国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再次处于十字路口，再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如果能够认识到西方的文化传统与特征，检视一下启蒙主义、科学主义、世俗化运动和其后发展出来的社会民主实际上是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对今后的取向应当是极有助益。

原载《留德学人报》９６年５／６月号。2006/12/31日略加修改

　　(1)公元800年与962年,教皇里奥三世与约翰十二世均是由于势孤力单、不得人心而分别向德王卡尔与奥托求助，并向其赐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尊号。彼时欧洲各地封建割据，皇帝仅具象征性意义。此后，统治全世界，建立大帝国的愿望深植德意志民族之心，反而耽误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时机。

　　(2)史学家亦称呼该潮流为“德意志浪漫主义反潮流运动”（deutsche

nationalromantische Gegenbewegung)，其成员也包括大多数理想主义哲学家。　　

(3)法国、英国等国也有许多引其日耳曼血统为豪的狭隘民族主义者,但毕竟由于其民族国家、物资建设和民主建设较早、较发达、较强盛，无需依赖狭隘的民族主义突出自己的优越性，因此始终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