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土著的回镖和达摩克勒斯的悬剑--谈法国的巴蓬审判案
自今年10月初法国政府对维琪政府官员巴蓬提出起诉之后，执政党内部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其内容不仅涉及巴蓬本人的罪责问题，甚至还牵连整个法国现代史。一场小小的官司竟然勾起法国人刻意回避了50年的历史，其结果自然是希拉克总统始料不及的。
戴高乐派的历史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更确切地说，在法国战败后由贝当将军主持维琪政府期间，法国当局曾在德国纳粹政府的授意下，先后遣送了7万6千名法国犹太人至纳粹分子之手，其中生还者只有2500人。
1944年8月25日，戴高乐将军随盟军收复巴黎后，一方面成立了临时政府，对维琪政府若干政要进行整肃；一方面声称“胜利归功于法国人”，“共和国一直巍然存在，维琪政府则始终形同虚设”。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所谓的“共和国”(即无兵之将的戴高乐将军在伦敦成立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自然不应当对维琪政府的任何行为承担责任。根据同一逻辑，戴高乐之后，所有的保守派政府均不认为法国政府与法国人民应当对上述不体面事件负责。
到了社会党执政时期，密特朗总统虽然仍旧不认为国家与人民应对该事件负责，却持着与戴高乐派截然不同的理由。在密特朗看来，法国战败后唯一的执事政府是维琪政府，而非流亡政府。既然法国处于战败状态，并受到德国占领当局的胁迫，其主权就并非完整，其行为就并非自由。在此情况下，无论国家或人民均不应当对无可奈何的不幸事件承担责任。
争论的爆发与澳洲回镖
待戴高乐派再次主政之后，1995年7月16日希拉克总统为了提出与密特朗不同的看法，突然宣布“掩盖这段事实于历史无益”，理由是“国家对德国占领当局的疯狂犯罪行为提供协助的事实是无可置疑。该事件沾污了我国的历史、我国的人民，因此我们得承担集体责任。”与此同时，希拉克自然也不忘提及“另一个自由法国曾对维琪政府及德国占领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虽然希拉克尝试矮化维琪政府的地位，他的主张仍然是间接地承认了维琪政府的存在与有效性，同时也等于间接承认，整个国家对维琪政府的所作所为有继承义务的责任。
由于希拉克的表态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赞赏，戴高乐派的若干同僚尽管对希拉克的高姿态感到不妥，却始终保持沉默。但是当今年10月初，法国政府对87高龄的维琪时代某地方副警察局长巴蓬正式提出起诉时(由于他曾经签署过几道将1690名犹太人遣送至集中营的命令)，许多戴高乐派政要终于再也按捺不住积压的情绪，交相对希拉克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迄今为止，有人批评希拉克的态度不啻是“对抗战者进行污辱”；有人认为这场审判案“减轻了纳粹德国的罪责，因此对纳粹分子有利”；有人提醒希拉克，戴高乐本人不仅曾对巴蓬的抗战贡献表示赞扬，甚至还重用过许多维琪政府的官员，其中包括一度担任过总统的庞比杜。
除了戴高乐阵营的纷争外，当事人巴蓬表示这场官司是“把集体罪责推卸到个人身上”。一向崇拜贝当将军的极右派领袖列蓬则讥讽戴高乐派说：“在伦敦抗战自然要比在巴黎舒服得多“。现执政的社会党总理约斯潘反倒成了戴高乐派的调人，认为此次审判案“应当针对的是个人，而非国家”。不论这场官司的结局如何，也不论争论如何发展，希拉克对密特朗投出的暗器，就像是澳洲土著的回镖一样，结结实实地打到了自己的头上。
历史与达摩克勒斯悬剑
其实，当年的史实是这样的：1940年5月前后，法国军队相继败北。敦克尔克一役全军覆没，遭敌方俘获的法军竟高达15万之数；设于东北部的马其诺防线也遭敌军突破而彻底崩溃；首都郊区更是受到敌军的轰炸，举国上下惶惶然不知所措。值此关键时刻，英军退缩海峡对岸按兵不动，美国则“严守中立”见死不救。摆在法国政府面前的选择要么是抗战到底，玉石俱焚；要么是为了保全有生力量和物资建设，尽可能地在谈判桌上争取最好的议和条件。法国当局最后决定了议和。虽然，它接受了许多德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但也难能可贵地保留了自己的武装、部分管辖权和殖民地。
贝当将军所主持的维琪政府处境始终极为不利，一方面要对付政府内部的法国纳粹分子，一方面要设法尽快把落于德国手中的数十万法军战俘释放回来。在此背景下，犹太人便成为“弃卒保车”、“交换人质”的牺牲品。尽管如此，当时除了备受英、美当局冷落，孤苦伶仃的戴高乐流亡政府与微不足道的游击队之外，绝大多数法国人民的确是毫无保留地支持维琪政府。10年前某作家便曾以《四千万个维琪主义者》为题出书，如实描写了当时全部人口支持维琪政府的情景。
战争结束后，戴高乐对整个二战史作了严重的歪曲，对维琪政府的部分领导人与纳粹分子也进行了整肃。但是整肃活动进行不久就不得不突然中止，原因是绝大多数人民不愿再触及这段令人无奈、伤感的往事，同时打击面过大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如今，经过50多年的沉默，法国人终于在希拉克的挑动之下，打破了愿意真诚对待历史的人士的沉默，也勾起了民众难堪的回忆。
史学家常说，歪曲的历史就像是把达摩克勒斯的悬剑，在适当的时候，总是会落在我们的头上。如今，悬挂在法国人头上的剑终于掉落下来，唯不知是否能够适当地切除那根死要面子的神经。
达摩克勒斯是把双刃剑
这次审判案，同时也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当时要拿犹太人作为牺牲品？今年9月30日，法国主教为了天主教教会（代表95%的法国教徒）于二战期间始终对犹太人遭迫害的事件表示沉默，而向法国犹太人社团表示道歉。
两年来，经多方指出，战后法国政府曾接收了维琪政府与德国占领当局所没收的犹太人财产作为“国家财产”；战后政府多次拍卖数百栋原属犹太人的不动产；法国博物馆至今藏有数千件原属犹太人的珍贵艺术品；法国银行里也像瑞士银行一样地占有犹太牺牲者的存款与黄金……。另有人强调，德国纳粹的排犹政策曾获得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合作；集中营里遭杀害的犹太人来自17个国家；在许多这些国家的银行与博物馆里均藏有犹太人财产；这些国家均有长期迫害犹太人的历史；这些国家于战后也经常发生迫害或歧视犹太人的行为。例如，许多东欧国家从德国获得给犹太人牺牲者的赔偿费之后，并没有转交给犹太人，而是充为国家所有…。简而言之，迫害犹太人的行为不只是发生于战争时期的德国或占领区，同时也普遍发生于战前的整个基督教世界与战后的部分基督教地区。因此，当前对法国迫害犹太人事件的批判，也同时是个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批判。于是，这把由希拉克一口气吹下来的达摩克勒斯悬剑，不只是揭开了法国的疮疤，同时也用另一面锋口，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无情的剖析。
原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11/11/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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