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昌星引渡再次缓行，高山案又接踵而来，显示加拿大司法体制内的空间及模糊难定之处，足够律师运筹其间而无太大窒碍。加国司法理念与现实困境之间确有不小差距。

所谓现实难题有：

1、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取消死刑；中加双方的引渡协议也因而不会在短时间内签订，只能循外交途径“一事一议”，从而增大司法外的种种干扰，难以快速解决遣返问题。

2、中国的社会体制、意识形态也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动；因而加国所要求的先保证后遣返原则，永远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得不到信任和执行。

3、中加双方随着加方从中方引进移民人数的逐年累积，以及可能开放的加国旅游目的地签证、中加两国公民互往的投资、经商人数的增加，必然随之大量增加双方司法审处方面的更多交叉案例与引起摩擦。

如果不达成必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司法互信标准，双方向对方遣返嫌疑罪犯的途径就基本很难走通，由此留下的“真空”漏洞就会为所有的刑事犯罪、恐怖犯罪逃避司法惩处开启绿灯。同时也因司法摩擦影响双方关系在多方面的合作。

事实上，以“政治正确”出发继续目前的司法审处理念，对加国带来的危害更大。具体有如下几方面：

1、增加司法聆讯成本；
2、难民申请个案日益增加；
3、与合法移民及父母团聚类的长时间轮候相比，凸显不公平；
4、增加纳税人负担（从司法成本到社会开支）
5、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恐怖罪案、杀人刑事案之类）

虽说司法独立，不能有行政干预，但国会是立法机构，选民可以推动选区国会议员在国会发声，就建立司法互信体制和执行标准提出议案，通过后就是新法案。智库与研究机构配合媒体，对不同体制国家之间的引渡方式做可行性方案的探讨与推广。

不过，以加国的效率而言，司法状态也必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有重大突破。赖昌星、高山等人，以及遁例而来的后来者，只要有雄厚的经济资源，就基本上可以“赖”在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