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发生的事情，常常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不知道究竟是事情本身太复杂了呢，还是有人故意搞含混。刚过去的六四十八周年的多维博客辩论，就是一例。这次辩论自89知名人士王军涛博士的加入后，显得格外热闹。但是在整个世界华文传媒中的声响，就好像太平洋中掉进的一块石子。世界范围的中文媒体基本是静音，有两件事实为证。一是海外的，为期4天的“华文传媒国际峰会2007”6月4日在温哥华结束，来自世界各大洲、代表67家华文传媒的97位高层负责人共聚温哥华，同商海外华文传媒发展大计。很是巧合，六四这天结束会议，会议上却无一人提起六四。二是海内的，成都晚报为一则14个字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广告，开除了7个人，平均2字一个人。使人感觉六四像是一个幽灵。
事实上，长达数十页的多维博客辩论，也没有把六四的法理问题辩论清楚。一种意见认为六四镇压是合法的，一种意见认为六四镇压是非法的，各自列举了所有的理由，但谁也没有说服谁。认为合法的主要理由是，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既然戒严令不违宪，破坏戒严令的民运就是违法的，袭击戒严部队的行为更是犯罪，这种情况下部队开枪完全合法。认为非法的理由是，戒严令没有经过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是在邓小平家中的八老会议上作的决定。各自讲法理讲不清的关键在于，如果法院不开庭审理，所有的法理界线都口说无凭。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其实有些东西也许没有人想到，在六四法理含混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观念含混。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
在六四学运发生前，中国主流社会的正统观念是：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好下场。五四运动的光辉形象不用说了。文革责任没有被彻底追究，只被嫁祸与四人帮。最近一次爆发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彻底平反，广场学生民众成了时代英雄。这一系列主导观念给了六四需要的全部精神动力。六四即便89不发生，99或09也要发生。
切不要误解我这是与民众对立。民众是无人敢于敌对的，但是随时可能被人利用。要知道，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制造这种主流正统观念的，是一个奋斗了几十年的造反党。这个党在上台之前，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众动员，没有让民间接受暴力夺权合理合法的思维观念，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有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历史承传，这个动员来得更轻易。
问题是，在用这种方式接掌政权后，党便再也不能重塑相反的观念，即法治秩序。否则就等于否定自己的过去，等于自动宣布下台。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造反观念含混过去，既不说这是对的，也不说这是错的。要知道，含混观念很不容易混过去，尤其是两种冲突的观念，to be or not to be，二者必居其一。造反观念平时波澜不惊，文革时老毛需要了，就轻松翻出来，文革结束后也没有完全沉回去。
建国以来（一直到现在）的中小学教材几乎没有从根本上修改，一代又一代人都是在暴力造反的熏陶下长大的。说穿了，六四是共产党用自己铸造的重锤砸在自己的脚上。即便退一万步讲，中共不负开坦克上街杀人的责任，也要完全担负宣扬暴力，践踏法制，误导社会的责任。
法理含混是观念含混的衍生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的需要。当一个造反党用惯性思维开始治理社会的时候，常常会与法治发生冲突。因为如果尊重法治，根本就不会有把旧政权连根拔掉的这种事情出现。而习惯性的粗暴命令和武力干政，使得法治变成多余的累赘。集中共精华之大成的共和国创始人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法无天”的人。他光着身子只穿睡衣接见外国领导人，尤为经典的一幕。 中国的法律之所以不成其为法律，被所有的人视如敝履，主要是因为在观念上有暴力在作怪。暴力比法律简单明快、实用有效得多，为什么要拣难的丢容易的？今天我不成气候斗不过你，吃了大亏，咱不在乎。风水轮流转，皇帝明年到我家，那时就要好好整治你。高层如此，中层如此，底层也如此。所以，一切与现代文明有关的观念，比如宽容，谅解，妥协，退让，统统与中国无缘。难怪李慎之老先生生前说了这么一句：“中国的问题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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