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喜欢搞政治的人不多,我就是不喜欢者之一。既然不喜欢,也许就是外行。既然是一个门外汉,没有政治经验,没有政治学问,为什么还要开一个题目,大言不惭地谈政治呢?因为有人说过,“旁观者清”。由于不搞政治,没有卷入政治的是是非非,不牵带个人的利益,就说不定就能看出一些搞政治的人没有看出的门道,而不仅仅是热闹来。
中国百年以来的政治,搞的无非是两样东西,一样是意识形态,一样是夺权。说到底,意识形态也是为夺权服务的,因此,主要就是夺权。北洋夺了大清的权,国民党夺了北洋的权,共产党夺了国民党的权。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是一样,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争来夺去,夺的无非是领导权。
但是妙就妙在,夺权这个东西,虽人人心里有,却人人嘴上无。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听着让人一头露水。可是藏在后面的意思就不见得人人都懂。说直白一点,政治就是“我”来管理众人之事。他不厌其烦地乞讨外国援助,培训军事骨干,穷兵黩武,都只不过是为了有朝一日大权在手。在他之后的领袖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无出其右。
由于明里暗里中国人都把政治当作夺权来玩,那么一旦夺权成功,大权到手,就是政治的伟大胜利了。历史中不止一次演出的就是,一当政权交替完毕,立刻举国欢腾,盛大节日般地庆祝,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我自己亲眼看到的一次权力移交,是“粉碎四人帮”。当时全国从上到下,欢天喜地,心情舒畅,“这下就好了,前途有希望了”。可是没有多少年,权力又发生危机,政治家们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宁可让千百个无辜的人流血死亡,也要保住权力,说是为了保住太平。谁知道呢,也许那次权力真的出现移交,结果又是一次举国欢腾,人们又庆幸一次太平也说不定。
由于中国人对政治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一点也不怀疑,下一次的权力移交,还是要被当成一次伟大胜利,举国欢腾,大家如释重负地去高枕无忧。然后过个多少年,权力……够了,到了该醒一醒的时候了。用一百多年时间还学不会一样东西的民族,怎么也算不上世界的优秀民族。
相对于夺权来说,政治的更重要功能是限权。所谓限权,就是不让任何一个权力持有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必须受到另一种权力的制约。最后,所有的权力都受到公众舆论也就是大众意志的制约,不能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
限权有各种不同的形式,用各种不同的机制,比如宪政民主。但是从根本上区别于夺权。限权不需要不择手段地把一批人赶走,换另一批人上台。要换,也是有程序有游戏规则地换,定期地换。限权不是一次性成功胜利的工程,而是每日例行的功课,一日也不可停止。即便是当今政权的政治对手,也可以采用积极的办法来配合限权,比如支持民间的维权行动。不要把砝码都放在夺权上。
建议不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的有志于搞政治的人,从今往后,尽量把注意力从夺权转换到限权上来,不再指望弄一个好人上台,就一劳永逸。好人不是没有,但是再好的人在权力这个强酸的腐蚀剂里,也不能担保全身而退。不止一个面临死刑的贪官哭诉道,“如果当时有人阻止,我也不至于今天”。这些贪官们,都曾是某个权力的坚实基础,为了这个权力立过汗马功劳。同时作为交换,也得到了不可一世的权力。但如果搞政治的人谁也不设计一种限制权力的机制,大家就只好眼睁睁地看走马灯。
这样的走马灯不仅苦了搞政治的人自己,更苦了百姓。在一场没有制约机制的权力游戏中,谁都没有安全感。大量民生急待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由于绑在权力斗争的战车上,久拖不决,最后让老百姓当殉葬品。即便是治理贪腐,清洗贪官,明眼人都看出里面的权斗奥秘。一旦这种清除被当作权力争夺的有效武器,贪官们就如春天的韭菜,一茬一茬地永远割不完。
有朝一日,当中国的政治家们设计出一种限制权力的体制的时候,我们再来举国欢腾,庆贺胜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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