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国主义到和平主义－－德国军人的反战情绪

                                                                俞力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本文指统一前的西德）长期以来凭借美国核子伞的保护求得生存。六十年代末

期，西德当局开始尝试与华沙集团改善关系，嗣后又再三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在西德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

八、九十年代之交，华沙集团瓦解之势已无可逆转，此际西德除提出本国大幅裁军构想外，甚至坚决反

对以军事行动支援涉入波斯湾战争的国际联合部队。为了解西德态度转变的原因，就必须对西方的战略

思想作一历史回顾。

               　　   从为胜利而战到为和平而战

　　工业革命前，世界各地武人的职责一向在于沙场上取得胜利。虽则历史上充满“一将功成万骨枯”

的记载，限于物质力量的薄弱和兵器的落后，连绵不断的军事冲突尚不致给人类的延续造成致命的破坏。

　　到了工业革命时代，科技发展不只给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同时在兵工领域也不断推陈出

新。为使现代武器发挥最大功效，各当局必须有计划地培植接受完整教育与训练的职业军人。经过数百

年的军事理论专研与实战经验的累积，西方职业军人于十九世纪总结出如下规律：一．现代战争（全面

战）必须仰仗全国各个领域的配合与支援；二．全面战必须施用优势武器以克制敌方。若优势武器的施

用受限，军事胜利便不可能取得，该“战争”亦无异于一场政治斗争；；三．军人的神圣职责在于克制

敌方的正规武装力量，而非以绝对优势欺压手无

寸铁的老百姓；四．军事目标在于摧毁敌方之战斗力，而非对丧失战斗力者滥加屠杀；五．交战一方的

战斗力一旦瓦解或败局已呈，任何战斗的延续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

　　普鲁士的军事哲学家克劳斯维茨(Clauswitz) 鉴于现代战争的强大破坏性而提出：战争是以不

同手段所表现的政治的延续；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所制定的目标；战争的目的在于取得胜利，而胜利

不过是求得和平的手段。他还认为：为战争而战争纯属野蛮行为；无所顾忌地滥用暴力，固然可能一

时取得优势，但迟早会受到各种社会制度的制止。

　　人类社会往往为领土扩张、财富积累、个人欲望等等目的而战，到了十九世纪把和平当做战争的

最终目的，不能不说是由物质文明所造成的思想进步。

               　　       职业军人与政客之别

　　基于上述军事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当德、奥为首的中欧集团已无力扭转逆境，普鲁士

军人便明告政府无法完成军事任务，于是战争便通过政治谈判予以结束。德国虽然降和，且必须向

胜利方缴付巨额赔款，却因及时终止战斗，保全了有生力量和国家建设的完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精心施工的马其诺防线一旦遭德军突破，军事当局见无险可守，

便毅然宣布投降。德国则恰好相反，希特勒刚愎自用，非但不采纳职业军人的专业性建议，甚至

处处指派特务组织干预军事活动（残害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者也主要为特务组织所干），及至败

局已无可争辩，希特勒仍疯狂地宣布“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把个人命运当作民族命运，结果

使全国遭受彻底的破坏。

               　　    从为和平而战到为吓阻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苏军备的无休止竞赛，西德军方早于六十年代中期便认识到，

处于核子战争时代，传统的“通过胜利取得和平”概念已经过时。现代核战“一发即触”，瞬

息之间便可将西德夷为平地。为不使德国沦为屠宰场，借北约的核子战略吓阻战争，成为唯一

理性选择。从这时起，军人的职责已由战斗退却到吓阻，核战略既永远不许实施，便蜕变为政

治策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不难理解为何西德政府再三把美军部队当作“人质”，要求他们

长期驻扎在西德境内；同时又坚持反对将任何可能造成局部战争的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西德境内。

除此之外，又单方面采取行动，实施与华沙集团改善关系的“东进政策”。

                         核冬天符合谁的利益

1983年，在瑞典斯得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倡议下，美、苏两国的专家就“引爆全球40%

的核子武器所可能导致的结果” 为题进行研究。数月后美苏双方提出的答案不约而同，即在

数天之内，全球大气层将为烟尘所盖，阳光照射随之受阻，大地气温遽然降至零下25度以下，

大部生物亦将因此死亡，这种“核冬天”的状况至少会维持6个月至3年....。该项研究说明，

军备竞赛早已超过“吓阻”需要。细究这种非理性发展的原因，不难发现，军备竞赛纯为满

足军工体系的官僚和军火商的私欲。该情况尤其在波斯湾战争期间，美国军方有计划地展示、

推销先进武器，更加令人一目了然。鉴于此，德国军方自然拒绝支持一项与自卫和法理无关

的军事行动。在德国职业军人看来，当前本国普遍存在的厌战情绪，既非懦弱的表现，亦非

受限于宪法规定（只得自卫），而是思想成熟的结果。

原载香港《新闻天地》９３年１１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