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从哪个古老的年代开始，中国人尤其是所谓有作为成功的中国人，就把“不择手段”奉为圭臬了。从韩非嘲笑宋襄公，到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都把采用符合规则的手段来玩游戏，当成傻蛋冤大头。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不必过于拘泥，捆住自己的手脚。因为让别人到最后承认你，不在于你用了什么手段，而在于你赢了人家。

韩非在寓言集《外储说》里，描绘了一个迂腐的宋襄公。说的是泓水之战，楚军涉水北渡而来，大司马子鱼劝宋襄公趁楚人渡水之时截杀之，宋襄公以为不仁而拒绝；楚军湿漉漉爬上岸，子鱼又劝宋襄公趁楚军立足未稳时袭之，宋襄公再拒。等到楚军拧干衣服披上盔甲排好阵势冲过来，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却招架不住，被杀得溃不成军，自己也被射中了大腿，三天（实为三年）后死去。

韩非的随意加工史实和尖刻的评论，两千年来没有人翻案。自从毛泽东说了“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以后，这个寓言还被选进了中学课本，教育出一代又一代精明狡诈的年轻人。当然，毛的不讲规则，不守常理，被他的后人淋漓尽致地发挥以后，就变成不讲信用，隐瞒造假，哄蒙拐骗。邓的“不管白猫黑猫”，更是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以至于到了今天，“中国制造”出现空前未有的信用危机，中国的现代化赖以生存的出口及加工业岌岌可危，连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出路。

然而，“不择手段”的开始失去市场，目前来看还遥遥无期。至少，批评“不择手段”，反思其危害的鲜有人在。更多的则还创出一番理论，说东方人的不择手段，实为狡智，归功于两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国人正因为文明太久，因而聪明过度。而西方人连上厕所都排队，则是文明过程太短，尚不开化。在我看来，这些人简直是做了蠢事还不自知，洋洋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有一种误解，以为西方国家的建立，不过数百年，而中国自秦统一就有两千年了。西方不过只是夷蛮之邦，只因得了科技之利，才暴发至今天。因而从心底里就蔑视人家，对西方的一套不以为意，且百般丑化。实际上，被今天西方世界一脉相承的古希腊文化，比中国的先秦还早四百年。况且通过文艺复兴的批判精神，在智慧的发展上，西方早已领先，否则也不会有东方鸦片战争开始的屡战屡败。

就拿“不择手段”这种狡智来说。严格讲，耍些小手段，搞点小急智，喜好变通走捷径，都属于低级智慧，是思维不发达阶段的表现。为什么说搞不择手段的人缺乏大智慧？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用脑子好好地想一下因果关系，想想几十年一百年后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怎样。

爱搞小手段的人一般目标都不明确。如果明确目标的话，就知道今天耍的这些小手段，将会破坏实现明天的大目标。比如今天有很多商人的目标是赚钱，而且是赚现钱。为了赚钱的目标，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往牙膏里加化学毒剂，往包子馅里加废纸箱浆。但是明天还要不要赚钱呢？他们没有想过，可能也想不出来。如果为了明天还赚钱，世世代代都赚钱而且赚大钱，就要想到品牌，想到信誉。为了品牌信誉就要采用完全不同的手段来做生意。同样是赚钱，小手段赚小钱，大手段赚大钱，不择手段不赚钱。那些声誉倒地的企业一定赔本还要破产。当然，如果是由于体制问题，让人们不愿去想明天，那则另当别论。

做生意的不择手段造孽还小，搞政治的不择手段造孽就大了。百年来中国的伟人们，个个都是不择手段的行家里手。孙中山本来搞的是反清的民族独立，结果为了权力，反而到异族那里去谈条件做交易。东三省就是孙跟日本人做交易的筹码，结果交易没有做成，反把日本人的胃口吊大了。联俄也是一个交易，交易的结果，当然是直到改革前的共产主义大祸。毛泽东集古今中外不择手段之大成，更是蔚为奇观。个个败在他手下的败将，无一不是中了他的怪招，或者说想不到他敢这样做。蒋介石和新四军的皖南冤魂，再想不到这是帮他在消灭对手的势力。千百万大小右派们，更想不到这是被他被玩弄在股掌之中，还美其名曰“阳谋”。

不择的手段中之最高手段，当然是暴力。只要把坦克机枪开出来，不听从就照死里打，所有人等当然一概服输。只不过服输过后，就没有人再鸟“言无信而不立”这一类圣人之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