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说汉语，学汉语，写汉语，不过并不完全了解汉语。有关汉语的特性导致了中国式思维缺乏逻辑性这点事儿，如果不是西方人给我们普及了一下，我们大概至今还不知道。

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是利玛窦，他到中国以后惊奇地发现那些饱学之士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逻辑这回事情。在这位自幼接受古希腊逻辑学熏陶的神学院毕业生看来，中国人辩论的时候，即使是在大学者们辩论的时候，也不懂得用严密的逻辑体系做是非评判的标准，而是使用一些完全无法严格界定的含混概念。

从词汇上说，古汉语的名词大多是不可数名词，基本上是在用一个不知性数的例子说明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别。这样的词汇特性决定了名词抽象化方面的困难，比方说我们有“马”这个词，却无法把具体的马的本体跟马的抽象属性区别开来，不仅无法轻易创造出类似horse-hood或者horse-ness这样的抽象词汇，而且连名词跟形容词之间的区别都搞不清楚。后期墨家的“牛马”、“坚白”问题都是由这种词汇特性带来的。从语法上讲，古汉语动词严重不发达，导致 “是”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一般动词谓语句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思维上的判断和描述也没有任何区别。这种词汇和语法的特征导致古汉语的逻辑缺陷，进而决定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举一个后期墨家的例子：

舟，木也，故入舟，入木也。

也就是：因为A=B，所以CA=CB。从逻辑形式上说没有任何错误，但结果就是不对。

如果翻译成英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A boat is made of wood, to enter into a boat is to enter into something made of wood.

就这么点事情，后期墨家的那么多圣人就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也难怪，因为思维水平被语言限制着，除了中文之外他们不懂别的话。他们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做个综合归类，告诉我们有时候CA等于CB，有时候CA不等于CB，至于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不明不白的学问自然没人要做，所以先秦之后，墨学成了绝学，两千年来就没有一个中国学者真正读懂过墨家这点东西，直到西学东渐的时代，中国学者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逻辑学的萌芽。

实际上，古汉语在逻辑方面的问题中国哲学家早有感受，从老子的“立教无言”到孔子的“吾欲无言”到庄子的“得鱼忘筌”再到佛家的“不立文字”（佛教中国化的特征之一，在印度的时候没这回事儿），中国哲学家所体现出的惊人一致的对语言的不信任感是你在古希腊哲学和希伯来的先知文献中都很难找到的。

没有了逻辑学自然发展不出像样的科学体系，法学也成问题，不过诗人对这种具象性语言很满意，所以中国古代文人没人懂逻辑，却人人都会作诗。

现代汉语在语法方面比古汉语强，词汇方面仍无太大改进。比如上述“舟木之辨”的问题解决了，但“盗人”之辨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成了“因为强盗是人，所以杀强盗就是杀人”，仍然是一笔糊涂账。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也是缺乏逻辑体系的表现之一。所以就是研究古汉语思维特性这点事儿，也是西方人比咱们强，M. Granet，A.C. Graham，Chad Hansen，这些代表性学者里就没一个中国名字。

语言对思维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古汉语逻辑问题是个很好的例子，语言和思维的起源都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起源点。不同的思维部分有不同的发生或起源时间，而这发生或者起源能否完成，则是由语言决定的。汉语没提供逻辑思维的条件，所以这部分思维在中国人那里就没法发生，虽然像老子孔子这样的大哲人已经隐隐感觉到了问题的存在。反之，如果汉语本身严谨一些的话，后期墨家也许就能发展出希腊人那样的逻辑体系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 

张平 2007年9月4日 于特拉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