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中，当我结束了加勒比海的七天游轮之旅，在Tampa港下船时，看见出港口旁边便是Hertz的租车柜台，虽然那时已经在美国待了差不多一个月，但游兴丝毫未减，真想跑到柜台那里去，租上一辆车，在佛罗里达再转上一个礼拜。然而逾越节假期已过，大学开学在即，只好忍痛割爱，赶往纽约转机回特拉维夫。

在特拉维夫落地的第一瞬间，我就得知以色列全国大学生决定无限期罢课，以抗议以色列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计划。这次罢课持续了一个多月，那段时间里，每每想起港口边那个黄色的Hertz的牌子，就觉得后悔莫及，还不如拿辆车再玩一个礼拜呢。

今年十月中，我在阳朔西街住了一个礼拜以后，也是因为要赶开学，依依不舍离开了漓江山水，匆匆赶回特拉维夫。落地的第一瞬间，又一个消息让我后悔莫及：以色列全国教授工会决定无限期罢教，以抗议教授工资缩水。到现在新学年已经开学十个礼拜了，我还一天课都没上过。早知如此，当初我就在阳朔多住一个礼拜了。

整个2007年，工作量内的课程我一共只教了三个月多一点：一月教了一个月，二月寒假一个月，三月教到二十号，随后赴美国开会并连带过逾越节假期，随后赶上学生罢课，直到五月底才开始上课，六月底放暑假，暑假结束接着罢教，下半年至今还没见过学生一面。

以色列公营部门的工资问题历来是通过罢工解决的，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早年的社会主义传统留下来的遗产。简单地说只要你不罢工，就不会有人给你涨工资。对公营部门来说，只有罢了工，政府才肯坐下来跟你谈判，而谈判时都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开始时双方的要求天差地别，要经过艰苦的谈判才能解决问题。

由于不同公营部门罢工所造成的破坏力不同，因此罢工的威力也天差地别。具体来说，最有威力的是以色列国营电力公司，这电老虎要是罢起工来，国家立刻就得瘫痪。所以政府对他们历来是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结果电力行业从来不罢工，但其平均工资一向是全国第一，无人可比。第二个有威力的是机场，他们罢起工来，国家的边界口岸就瘫痪了一大半，对于以色列这样严重依赖外部世界的国家来说，这就好比被人卡了脖子，一天也难以忍受。机场员工属于全国总工会，也是总工会手里的一张王牌。总工会的主力是政府各部门，这些部门罢工虽然也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不方便，但影响不至于太大，所以常常罢了两三个礼拜也没人搭理他们，此时总工会便会祭出机场员工这把宝剑。这宝剑的威力是百灵百验的，往往不出三天，政府就得缴械投降，乖乖地在工资协议上签字。

最没威力的自然是大学生，学生罢课只有学生自己倒霉，不影响任何人的生活，所以不管罢多久都没人管。不过学生们敢上街闹事，影响大了，执政党下届大选就会丢选票，所以政府最终还是要设法解决问题。

教师们的罢工威力只比大学生们强那么一点点。教师罢工，自然是学生倒霉，然而也只有学生倒霉。不知道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清高还是因为别人嫌知识分子们没用，教师竟不是总工会的成员，而且教师自己也分成多个工会。幼儿园教师、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各有自己的工会，大学教师则有两个工会：有终身教授职位的工资标准由财政部制订，属于教授工会，没有终身教授职位的工资由大学财政支出，属于初级教师工会。初级教师工会的力量自然不如教授工会，这次初级教师工会原想联合罢工，与教授工会共进退，结果竟被拒绝。

因为教师工会威力不足，所以轻易不罢教，一旦罢教，则不会轻易歇手。教授工会上次罢教还是1994年的事情，那次罢教持续了整整十个星期，罢掉了一个学期的课程，结果是教授们的工资翻了一倍。相比之下，总工会差不多每年都罢工，但要求往往不高，每次给涨个百分之二三的就歇手，罢工时间往往只有几天，至多也不过两三个礼拜。

这次教授工会罢教起源于工资缩水，所以工会的要求有两个，第一是增加工资以补偿缩水造成的损失，第二是建立一个工资自动调整机制，防止工资缩水的问题将来再度出现。以色列大学教授的工资自1994年起就没再涨过，十多年来缩水是肯定的事情，所以财政部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拒不认账，但在罢教进行了一个多礼拜之后，便承认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也同意应该进行补偿。但究竟缩水了多少，财政部与工会的数字则是大相径庭。工会认为大学教授工资缩水百分之三十五，财政部却认定只缩水百分之三，这差别来源于双方不同的计算方法。财政部用的是绝对工资计算法，也就是计算通货膨胀对工资造成的影响，由于以色列这些年通货膨胀情况不严重，再加上原来的工资协议里有一些防止通胀的调整机制，因此缩水的数字自然不大。工会则用的是相对工资计算法，也就是把总工会这十多年来每次罢工获得的工资增长比例都算在里边。

罢教初起时，财政部态度极为强硬，双方多次谈判都不欢而散。十二月初，财政部下令扣发罢工者十一月一半的工资，理由是大学教授的工资中一半是教学，一半是科研，如今虽然罢了教，但科研还在继续，所以只扣一半。工会则一面向法庭起诉财政部破坏教授们罢工的权利，一面从银行给教授们搞来了超低息贷款——每人最多可借贷10万谢克（约2万5千美元），年息百分之零点四，考虑到银行存款利率还有百分之四，借这笔钱存到银行里还可以发一笔小财，呵呵，不过没听说谁占这个便宜。随着罢教时间的延长，总理介入纠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不愿以自己威信受损的财政部长立场开始动摇。在罢教进入第八个星期之后，罢教者们终于等来了第一个好消息，财政部长同意工资增长百分之二十，并建立一个防止工资未来缩水的调节机制。不过工会对此并不满意，要求工资增长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而且预防机制还要进一步加强。双方的谈判为此再次破裂。财政部无计可施，转向大学校长联席会议求救。

这大学校长联席会议由七所正规大学的正校长组成，为大学管理方的代表机构。联席会议上周开会后，校长们出了个馊主意，由校长联席会议出面，向劳工法庭递交法庭调解请求，包括：法庭直接监督财政部与工会的谈判情况，责成双方每两天向法庭汇报一次谈判进展情况；如果七天内双方不能达成协议，法庭则下令教授们暂时复工；到明年1月13日还不能达成协议，则由法庭下令教授们永久性复工，以防整个学年因罢工而取消。

校长联席会议的这个决定明显偏向财政部，如果法庭采纳这个建议的话，那么财政部只需要拖延到明年1月13日，教授们将两手空空被迫复工。消息传来，各校教授群情激愤，四所大学的教授已经启动弹劾机制，准备让校长下台。特拉维夫大学的校长则在决议通过第二天反水，宣称他在校长联席会议上一直反对这个决议，同时声明特拉维夫大学退出这次法庭调解请求，并下令大学律师事务所去法庭办理相关手续。

平心而论，以色列的大学教授待遇并不算低。特拉维夫大学终身教授职位获得者的平均工资为5万多美元一年，如果加入其它收入（比如每年5000美元的出国旅费，不用交税）和福利，大学教授的实际平均收入（税前）在7万美元左右，正教授可到9万美元上下。这样的收入水平在以色列工薪阶层中属于前四分之一的高收入阶层。再考虑到大学教授每年近6个月的带薪假期，实际工作待遇远远高于其它行业。因此，也有不少人对教授们的这次罢工冷嘲热讽，说你们一个礼拜只工作八个小时，拿那么高的收入，还罢工？不过，这种待遇水平跟美国终身教授动辄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美元一年的待遇相比自然是相去甚远。因此，以色列大学的人才外流现象极其严重。按以色列的统计数字，大约有5000名以色列学者在美国大学中获得终身教授职位，与以色列国内终身教授的比例为1：1，远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水准。如何吸引高水准的以色列人才回国效力，已经成为以色列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问题。

以色列是个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除了死海的泥巴能做点化妆品外，不要说没有任何天然矿藏，连淡水都供不应求。人脑是以色列所拥有的唯一资源，开发国民智力不仅是国家发展的必需，实际上也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因此，大学教授必须成为国家最有吸引力的职业，必须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供应。正因为如此，教授的这次罢教虽然严重伤害了学生的利益，却得到了学生会的全力支持，因为他们明白高等教育的未来便是国家的未来。在罢工的第三个星期，学生会给教授工会的信息是：“今年四月罢课时锁校门的铁链子我们还留着，教授们，说句话，我们就会采取行动。”而对大学教授们来说，给自己涨工资还能贴上忧国忧民的标签，天底下自然没什么事做起来比这件事更理直气壮了。

到目前为止，罢教的有关各方可以说是各司其职，并无太大过错。教授工会既照顾会员的利益，又考虑了国家教育的未来；财政部严守替政府开源节流的职责，死死看守着政府的钱袋；校长们则站在学校行政管理者的立场上，试图挽救即将流失的学年。之所以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原因在于这种“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谈判机制。在这种机制引导下，最终解决方案一定是双方折衷妥协的结果，因此提出合理要求的一方必定吃亏，一定要夸大自己的要求才能获得合理的回报。由此，大量的时间被浪费在无休无止的讨价还价上，给社会发展带来相当可观的损失。

这种由工资纠纷引起的社会生产损失并不是以色列一国的问题。就在我们罢教的这段时间，德国、法国、意大利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罢工事件。对此，以色列的博弈论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曾经发展过一个“底线仲裁”（Final offer arbitration）方案。按照这一方案，争执双方将各自的底线解决方案提交给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仲裁人去裁决，与传统做法不同，这位仲裁人并不做任何调解工作，而只是在两个方案中选择一个，被选中的方案就是裁决结果，另一方案则宣告作废。由于底线仲裁机制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争执双方不会再任意夸大自己的要求以获取谈判空间，而是设法提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争取自己的方案获得仲裁人的青睐，避免对方的方案被接受而让自己满盘皆输。这样，双方因讨价还价而浪费的大量时间被节省下来，既解决了劳资纠纷，又避免了给社会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目前在英美的某些行业中，底线仲裁方案已经成为解决工资问题的标准解决方案。如果以色列的立法机构能够引进这一方案的话，相信未来以色列的“罢工多”现象将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张平（罢教中）2007年12月28日 于特拉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