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文革的末期，虽然我那时对世事尚在似懂非懂的时代，但已然对没书可看的现实深感不满。父母都是工学教授，家里的书架上除了工程专业书籍、外语词典之外就没别的东西。母亲说家里原有一些小说，文革开始后父亲怕留着这些书惹事，一把火全烧了。亲戚朋友家里的情况也差不太多，父母的亲戚都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出身，对我来说，他们书架上能找到的最有意思的书就是旧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那里边的不少“为什么”我至今还耳熟能详。

正经书都找不到，性读物就更是天方夜谭里才会出现的美事儿了，像这种找资料居然会碰上个“很黄很暴力”的窗口的美事，是连做梦也梦不到的。那时候《少女之心》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不过我当时是个好学生，无缘跟这种“坏书”碰面。说起来校园里长大的孩子，坏到底也有限，那时候我班上最坏的孩子也不过上课说说话，偶尔打打架，看黄书的胆子其实谁都没有。不过没贼胆有贼心，放学路上闲聊吹牛侃黄书的胆子是人人都有的，于是知道世界上除了马恩全集雄文四卷之外，还有一本叫做《金瓶梅》的好书，那里边写的都是我们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情。不过那会儿无论吃东西穿衣服住房子都是按官阶大小安排好了的，看黄书的权利也是照着乌纱帽的大小定的。像《金瓶梅》这样诲淫诲盗的大毒草，只有省军级以上的乌纱帽才有资格受污染，连我们的父母都还纯洁得白璧无瑕，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自然更是无缘沾染了。谁都没看过的书便是天下最黄的书，所以谈起《金瓶梅》，虽然没有一个人能说上一个细节来，但大家都是挤眉弄眼一副羡慕不已的表情。比《金瓶梅》差一点的，还有一本《苦菜花》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这书文革中成了大毒草，但原来是一本革命读物，所以颇有一些细节在毛孩子们中间口耳相传，什么日本鬼子把村姑绑在门板上轮奸，什么日本军官把老太太屁股打肿了再强奸满足变态心理，自称看过的孩子往往把这些细节讲得眉飞色舞，像我这样没看过又不会撒谎的孩子就只好俯首倾听，一面又嫉妒地猜测还不知道有多少美好情节被这小子藏起来了不肯说。没人知道这书当初为什么是革命的，也没人知道这书后来为什么是反革命的，唯一让大家有兴趣的是这些跟革命和反革命都不搭界的“很黄很暴力”的段落。

那时候我父母每月给我一块钱零花。今天听起来不算什么，那时候却不是个小数，一个青年工人，那个时代最让年轻人羡慕的职业，不过十八块钱一个月；一本连环画不过一毛几分钱，一本长篇小说不过五六毛钱。那年代长篇小说总共也没出过几本，所以能找到的书都被我买了来，《红雨》、《新来的小石柱》、《较量》、《水下尖兵》、《虹南作战史》、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等等。每天放学都去《新华书店》转一圈，看见什么买什么，买了什么看什么。即使没看过什么真正的好书，这些书也还是让我倒胃口。通常是一边看一边骂：“什么破玩意，还不如看《十万个为什么》。”然而骂归骂，看归看。破玩意归破玩意，到了没书可看的时候，也只好拿来对付。

我的读书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一年，隔壁搬来一家新邻居。那家的孩子叫地龙，一个大我一岁、下巴尖得出奇的男孩子。地龙好像有一条不为人知的地下时间隧道，床头案上总能神秘莫测地出现一些文革前出版的真正的好书，比如，《家》、《北京人》、《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等。地龙没有每月一块钱的预算，所以很快我就跟他做成了一笔交易，他从我这儿借我买的新书，我从他那儿借不花钱的旧书。回想起来，地龙借给我的书远比我借给他的书多，不过那时候的孩子还没什么商品观念，不过是各自倾其所有，不互相瞒着藏着就是了。那一年的感觉，真如久旱逢甘霖，常常读得废寝忘食。母亲叫吃饭，要叫几遍才答应，饭碗一丢下就又捧上了书本，母亲说这对肠胃不好我还跟她犟嘴，气得母亲威胁说要把我的书全没收掉。

革命时期的“很黄很暴力”便是在这时候碰上的。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地龙家还书，顺便问了一句：“有什么新书没有？”

“没有。”地龙一边说，一边两眼往枕头上瞟。他那时坐在床边，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

“我瞅瞅你写什么呢？”我一边说，一边往桌边蹭，然后冷不丁掀开枕头，把那本浅色封皮、已经被翻卷了边的书抢在了手里，快步抽身退开。

“给我，给我！”地龙跳了起来，一边试图夺回书，一边用教训的口吻说：“这是流氓书，小孩看了不好。”

“流氓书我看得多了，怎么着？”我一边躲开他，一边吹牛说。

“那些算什么？这本书是真流氓。”他还是不肯罢休。

听了这句话，我知道这本书我非看不可了。于是我仗着个儿高，把书举在空中，夺路而逃。

“掖好了，别让我爸看见！”地龙跟在后边，又是着急又是不敢大声。

直到跑回家，我才有时间仔细看了一眼封面，知道那书名字叫《饥饿的道路》，作者是巴西著名作家乔治•亚马多，郑永慧翻译，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

乔治•亚马多，1912年8月出生于巴西南部，童年时代是在一贫如洗、盗匪横行的可可种植园区度过的。后来加入巴西共产党，曾参加过武装暴动，一度被流放到捷克、苏联等地。他一生著述甚丰，到2001年去世时，仅长篇小说就写了30多部。大概是跟他的早年生活和后来的信仰有关，他擅长描摹底层民众痛苦压抑的生存状况，用一种近乎自然主义的笔触刻画常人不愿意正视的变态现实，包括性生活现实，为此遭到过不少谩骂攻击。因为《饥饿的道路》的缘故，我后来又看过不少他的小说，比如《加布里埃拉》、《黄金果的土地》、《希望的骑士》，等等，基本上都是类似的主题，也大都包含着大篇幅的性描写。要是借用地龙的话来说，那就是亚马多的书几乎每本都“流氓”，不过看来看去，还是那本《饥饿的道路》，不仅是“真流氓”，而且是“最流氓”，用现在的青少年的话说，是“最黄最暴力”。

《饥饿的道路》属于亚马多早年的作品，描写的是贫穷的巴西农业区的悲惨生活状况。其中大篇幅的“流氓”段落不少，印象比较深的有饥民检查站诊所的医生借检查身体的机会诱奸少女，还有土匪攻占县城，强征良家妇女开裸体舞会，等等。大作家通常不屑于写暴力色情，小作家往往写不好色情。《饥饿的道路》属于大作家尚未成名的时候干的小作家勾当，属于难得一见的很黄很暴力的上品。医生诱奸那一段，少女的身体描摹得声色俱全，诱奸的过程写得丝丝入扣，而少女的感受，那种朦胧间屈辱而又期待的心态、第一次官能反应、第一次震颤，都写得细致入微而又恰到好处，暴露无遗却又留下无穷想象的余地。裸体舞会那一场，几百人的暴力强奸场面在亚马多的大手笔下写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场面的铺排和男女人物的心态都照应得周周到到，十全十美。相比之下，如今网上那些所谓的色情文学，往往写上3P，5P笔力就已经捉襟见肘，很快就沦落成点算抽送次数的乏味账本。天才与蠢材之间的差别，即使是在最下流的场面里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饥饿的道路》算不上亚马多的代表作品，不仅评论家很少提及，译作也不多见。我出国后寻找此书的英译本，至今未能找到。如果不是亚马多的党员身份，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在五十年代初被翻译成中文，我也就无缘得见了。看过此书以后，我对其他孩子吹牛的一切黄书都失去了兴趣，嘴里不言，心里总是说：“切，你哪里知道什么叫黄书？”

《苦菜花》文革后出了新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这本著名的黄书已经被洗成了“洁本”，当年小毛孩子们吹牛的那些“很黄很暴力”的段落都杳如黄鹤，真假难考了。至于《金瓶梅》，这是我出国后去图书馆找的第一本书，然而里边的性描写呆板单调，离“很黄很暴力”的高标准相去十万八千里，让我大失所望，这样的省军级待遇，不要也罢。

回想五十年前，《金瓶梅》被当作淫书禁读，比它“流氓”得多的《饥饿的道路》虽然“很黄很暴力”，却作为革命书籍大行其道，不禁莞尔。

禁书荒唐，愚蠢的禁书者更荒唐。

张平 2007年12月6日初稿，2008年1月7日改定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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