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俾斯麦遇到李鸿章

作者：谢盛友

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
入国问禁，入乡随俗

德国史料记载， 1896年，李鸿章到德国访问，是汉堡商会主动邀请的，目的是想和中国多做生意。出乎预料的是，李鸿章要求拜会俾斯麦，德皇帝颇为不快，但又无可奈何。俾斯麦高兴异常，穿上一辈子才用过几次的普鲁士大礼服，戴上十字勋章，外出迎见李鸿章，礼遇有加。李鸿章在柏林拜见了俾斯麦，他得意地对俾斯麦说：“有人称我是东方俾斯麦！”俾斯麦听了一笑：“你是东方俾斯麦，可我却没有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
李鸿章出席酒宴，开筵前侍者端上一盆汤水，呈浅咖啡色。李不明就里，疑是美羹，便舀了几勺于餐盘中。正欲尝之，忽然从宾客狐疑的目光中感觉到什么，灵机一动，伸手在餐盘中洗了两下，令侍者将盘子端走，巧妙地化险为夷。

中国人相信“天道”，认为这是世界的本质。德国人一直追求“人能认识自然世界”，“人能征服世界”。中国人相信“直觉思维”，强调“自然而然的因果关系”，中国人创造了“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系统思想。德国哲学致力于“解释自然世界因与果的关系”，创造了“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
中国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德国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中国人以整体观为精髓，德国人以局部剖析为经典。中国智慧是一种模糊的、通达的观念，德国智慧是精确的、标准的观念。中国哲学建立在宇宙大尺度上的直观理念，德国哲学是立足于人类小尺度上的理性概念。
德国直到今天仍然带有强烈的古希腊特色，个人自由的思想是在古希腊诞生的，公开辩论的传统和自然科学的思维也由古希腊文化奠定了基础。德国文化把焦点放在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德国人强调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 1787年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精神。这使德国社会中个人的竞争比较激烈，但是，德国又具集体意识，社会比较主张平等，所以，社会整体的竞争力比较弱，社会中的赢家和输家之间差距比较小。

德国经济连续数年陷于停滞，陷入“怪圈”，过低的经济增长率造成就业不足，而高失业率又造成国家和个人过重的财务负担，反过来抑制经济的增长。可以看出，德国经济的停滞不前，主要不是景气的问题，而是结构和制度危机。德国的劳动市场制度十分僵化。德国的工资协议由劳资双方通过自己的组织，即工会和雇主联合会自由谈判达成。工资协议在某一行业一经达成就对本行业的所有企业有效。工会在工资谈判中往往以本行业效益高的企业为标准，不考虑地区、企业规模、技术水平等不同条件的差别。这使一些企业不得不付出对该企业来说过高的工资成本，同时也阻碍了要素的合理流动。
德国雇员还受《劳动法》规定的解雇条例的保护，如果雇员对被解雇有异议，可诉诸劳动法庭。企业不仅难以解雇职工，而且还要承担无休止的官司纠纷的费用。德国企业还要支付大约与劳动工资相当的工资附加成本，这包括附加工资  (包括假期工资、超时工资、带薪假日支出和奖金等 )和法定工资附加成本  (包括企业向社会保险、福利部门缴纳的失业保险、伤残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 )。僵化的劳动市场规则使企业对雇用新雇员望而却步。
除体制原因外，德国产业结构转变迟缓，也对德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德国是传统的工业强国，二战后，德国不断加大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规模和科技含量，提高了汽车、化工、机械制造、电子以及光仪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扩大的出口，大大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增长。然而，由于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德国一些传统的强势产业遇到激烈的竞争。全球化使一部分生产和劳务从德国向其他地区转移。由于德国税收重、工资高、资本利润率低，对生产投资的吸引力下降。当一个产品进入成熟期以后，对技术创新的要求随即降低，应该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新兴市场国家去生产。

德国企业家要走到亚洲、进入中国，就得面对中国。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中国的文化首先把人视为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把人约束于家庭、村庄和国家之中。这种与古希腊迥然不同的基本原则一直在起着作用，直到全球化的今天仍然如此。中国的祖先生存于封闭或半封闭的自然环境之中，周围是以河谷为主体的地貌结构，这种文明起源的早期生态环境，规定了他们以治水为主、以农业立国的生存方式。由于原始氏族内部的血缘宗法关系，保留着“人和”的习性，于是产生了人与自然流动变化的节律，社会生活秩序和睦相处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渗透着一种非常深刻的“生态直觉”。
中国人相信直觉思维，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诗情画意。“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
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模式，工业科技相当落后，更谈不上科学研究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有近百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后，首先是观念的转变，真正的科技经济发展是近几十年来的事。
中国文化强调和谐与秩序、家庭为个人的主要依归、社会在个人之上。社会利益先于家庭，家庭利益又先于个人，这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最重要的就是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 (序)，朋友有信，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间的义务与权利。现代中国，城市的人大多居住在高楼，三代同堂的家庭已经落伍。很多人希望祖父祖母住在附近，而不是与自己住在一起。当家庭里父母亲都工作时，祖父母经常是在女佣的协助下，帮忙照顾孙子。

任何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都必须具备自己的优势。中国能通过成本优势而生产出比别国更为便宜的产品，也就是说，在产品具有同等的性能及质量的前提下，能生产出价格上比别国所生产的产品更为便宜的产品，从而通过低成本而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低成本优势可以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形成，一个是因为劳动力比较便宜而成本低，另一个是由于管理高效化而成本低。中国目前的低成本优势主要是由于劳动力比较便宜而形成的，并不是因为管理高效化而形成的。与德国相比，中国的劳动力还是比较便宜的，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农业经济中存在着巨大潜在失业者，而且贫困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员，他们对收入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工作干，能够维持自己生存，就愿意上岗。一般来说，劳动力便宜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般的劳动比较便宜，即稍加以岗位训练就可以上岗的劳动力比较便宜，另一种是特殊性劳动力比较便宜，指高级技工及通常的经营管理人员比较便宜。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一般劳动力比较便宜，而特殊性劳动力并不太便宜。前者便宜的原因是求职者供过于求，而后者不便宜的原因则是就职者供不应求，例如高级技工供不应求，接受过 M BA教育的经营管理人员供不应求。因此，为了使得特殊性的劳动力也能够比较便宜，中国必须大力推进技术教育及继续教育等实用性职业教育，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高级技工及经营管理人员。可以说，职业教育是保证特殊性劳动力比较便宜最为关键性环节。只有通过使特殊性劳动力比较便宜，才能保证中国在较长时期内具有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

中国的劳动力便宜是以不发达地区的便宜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农村的便宜劳动力流向大城市为基础的，这种流动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便宜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外来的便宜劳动力与本地人的收入差距及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的状况，从而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矛盾。
两大类世界制造中心：机器设备制造中心和消费品制造中心。
所谓机器设备制造中心就是主要生产产品的机器设备，为生产产品的企业提供机器设备，即生产资料，例如为生产汽车的企业制造生产汽车的机器设备，为生产香烟的企业制造生产香烟的机器设备，为生产家电的企业制造生产家电的机器设备，等等。德国就是世界机器设备制造中心。
第二类是消费品制造中心，也就是主要为消费者生产最终消费品，即生产生活资料，例如为消费者生产家电，为消费者生产玩具，为消费者生产汽车，为消费者生产纺织品，等等。
按照世界制造中心的制造内容来划分，中国是作为消费品制造中心而存在的。在全球战略上，德国应该帮助中国建设机器设备制造中心，为了这个目标，德国和中国应该合作，加大在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从而顺利地使中国从消费品制造中心而转化为机器设备制造中心。

(谢盛友， 2004年11月在巴伐利亚工商局举办的德国中小企业赴华投资研讨会上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