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党文化

作者： 谢盛友

“党”、“黨”在古代是两个字，现在“党”是“黨”的简化字。从黑，尚声。本义：晦暗不明。“党”指集团时，在古代一般只用于贬义。

党：不鲜也。（见《说文》）
党：善也，美也。（见《广雅》）
党：元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见《荀子》）
党：知晓，解悟。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见《荀子》）
党：偏私，偏袒。子党于师人。（见《韩非子》）

古时的党与现在的党大同小异。古时党有集团、纠集的意思，可以是名词，如党锢之祸、阉党、东林党等，这与现在的党派有些相似，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纠结起来的一批人。可以是动词意思，就是团结、纠集，如党同伐异。现在的党，多指政党，有自己的政治纲领，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组织在一起，为了政治目的而行动的团体。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分。

为什么我说中国没有党文化，因为中国是国养党，西方是民养党。民养党才有政党文化，国养党是党国专制。

中国政府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一方面，中国政府确实在鼓励民间力量为社会做奉献，要它们多做事情，特别鼓励企业和企业家多捐钱。每年什么“排行榜”、“光荣榜”都是很多的。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制度设计上防范多于鼓励，渠道确实不畅通。在国内，民间组织最头痛的事就是找挂靠单位。一个血癌协会，非得挂靠卫生部底下一个什么局，但人家说它已经挂靠了一个协会，指标已经用掉了，就不要你了。找婆家很难，只好工商注册，要工商注册就必须交税，结果明明是非营利组织，还是要给政府交税才行。

在西方国家，公益捐款，自然就享受免税。

中国政府防范太严，老怕人干坏事。如果法制健全，人干坏事并不可怕，干坏事就可以依法治之。用挂靠的办法，用权力监督权利的办法来防人干坏事，我觉得，意义不大。而且，很可能永远没有意义。国内的现实是，干坏事、贪污腐败、真出大问题的，倒是跟权力勾结密切的。我今天又多一个想不通！

制度设计要有一个思想基础，而不是整天埋怨说：一不小心，社会主义就被颠覆了。　　
　　
专制制度最根本的弊端是，权力无法贯彻下去。中南海的手，再长也无法伸到黑龙江、海南岛。古人说“天高皇帝远”，而我说“处长专政”。上个世纪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处长专政》。有感于在国内每星期二下午政治学习时听传达中央文件，最后经常听到有这样的一句说明：此文件传达至县团级。县团级就是处长级别，中国的处长掌控他手下所有人的生杀大权，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得死。所以，我说，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处长专政。
处长离中央太远，对上他没有承担责任的压力，对下因为他不是民选的处长、他是土皇帝，他没有承担责任的压力。所以说，在一个不是民主自由的“国养党”里，中央的权力无法贯彻到最下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处长专政。处长是土皇帝，处长可以有能力成立“国中之国”，任意行使处长的土政策。“我是皇帝我怕谁？！”。

上次我写《中国人玩不过人家》，海内外基本被误读。可能国内的学者读懂了，有些话不方便表达，海外的读者没有读懂我的根本意思，就非常遗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其俱乐部都不发达，社团怎么发达，社团不发达，公民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社团慢慢发展下去，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众，也就慢慢成为了政党。

西方人的党是民养，我们中国人的党是国养。就拿德国来说，哪怕是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乡镇，也有很多很多的社团。这些社团的费用全部是民资的，社团成立时有章程，章程若被内政部、税务局通过，社团得到的捐款就被免税。比如，我每年给国际艺术之家和律师协会的欧元，得到捐款证明，在年终可以从税务局那里要回来。

一个社团的成员一般都是志同道合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舍得出钱。志同道合者，大家是朋友，如何使用、如何管理这些共同的钱财，也很容易达成谅解，所以发挥最大效益。

一句话，西方德国民养社团。我们中国人是国养社团。都是这些税收，都是这些钱，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偏偏要先收税到税务局，再由国家拨款下来“照顾”社团呢？简单地取之于民用于民，不就更加简单吗？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把简单的事弄复杂了。再说，上面拨款，反正不是自己的钱，就很难管理，弄不好还被贪污掉，怎么能发挥最大效益呢？我就搞不懂，国内为什么一定要使钱、使税绕道，而不让它直接发挥作用呢？

悲哉！我们中国人由于税收方向混乱，以致于俱乐部不发达，社团不发达，造成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政党文化。
 
写于 2008年3月25日，德国班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