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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在大興藏學的背後

茉莉


在大興藏學的背後

茉莉

壹直被國際社會公認為摧殘西藏文化的罪魁禍首–中國政府,現在越來越起勁地扮演起弘揚西藏文化的英雄來了。近年來壹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動作,是中國政府借助十三億人的財力資源,在國際上采取“打出去拉進來”的統戰伎倆,在國內熱鬧非凡地大興藏學。他們的卑劣動機,是借弘揚西藏文化,抵制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影響,從而回避中共統治西藏的合法性問題,掩蓋他們侵犯西藏人權的的實質。

西藏文化突然成了香餑餑

對於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來說,西藏以宗教為生命的文化,完全是是落後愚昧的把戲。幾十年來,中國官方宣傳的基本口徑是:西藏文化導致了西藏的貧窮、野蠻、食人肉。從五十年前開始,中國共產黨就把漢文明裝在槍膛裏,把毛澤東思想挑在刺刀尖上,向弱小的西藏人傳播“福音”,從而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

在壹切都變化了的今天,這種大漢族口徑仍然毫無改變。不久前,加拿大的壹位記者和他的同伴在大陸的火車上,遇到壹名年輕的中國女學生,他們聊起西藏問題。加拿大記者及同伴認為江澤民應和達賴喇嘛坐下來談判,那位漢族女生說:“西藏人很樂意被我們中國人解放,達賴是奴隸販子,他不敢回來,因為西藏人民恨死他了。”這位加拿大記者因此驚駭地得出結論:“原來人民真的可以被欺騙。”

那麼,以這樣說謊到底的漢人政府和這樣容易被騙的漢人,突然興起的“西藏熱”所為何來?

民間的“西藏熱”倒還不難理解。目前,西藏的書籍、音樂、食品正在中國各地廣泛傳播,去西藏旅遊已成為當今漢人的新潮。在現代人的壹片精神真空中,不少漢族藝術家以不同的方式詮釋了西藏,塑造了壹個有別於官方的文化西藏。這裏也有出口轉內銷的因素。原本以中華文化為驕傲的漢人,突然發現,比漢人更先進的西方人,反而熱愛、迷戀被漢人瞧不起的西藏文化,崇洋的他們這才回過頭來,重新認識近在毗鄰的西藏文明。

然而,中共官方掛帥的大興藏學,卻是居心叵測。自從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流亡以來,達蘭薩拉和北京的較量無日無之。盡管中國政府運用政治、經濟的力量,控制西藏人的物質世界,然而,達賴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逃到印度後,在最艱苦的條件下,仍然把保存本民族文化當做頭等大事。作為西藏宗教文化的代表,他們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今天,藏傳佛教的信徒遍及五大洲,西藏研究成為西方的顯學,達賴喇嘛成為西方人心中的和平偶像。

於是,曾經逼走達賴喇嘛、摧毀大量西藏寺院的中共,也開始東施效顰—把被他們糟蹋得不成樣子的西藏宗教文化,貼上“Made in China”的標簽向外兜售。盡管江澤民之類的官員對歐美人熱衷於“喇嘛教”仍然困惑不解,但他們在牢固控制西藏、竭力消除達賴喇嘛的影響之余,不惜壹切地,力圖搶走西藏流亡政府多年奮鬥的壹個著力點–西藏宗教文化的主導權。壹個龐大的專制政權和壹個弱小的流亡政府較勁,從表面上看起來,能動員巨大社會資源的中國政府節節取勝,因為王牌盡在北京手中。

“中國西藏代表團”馬不停蹄

僅僅是今年四月至六月,中國政府就派出多個“中國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團”,馬不停蹄地去了瑞典、法國、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和俄羅斯等國。這些代表“西藏文化”的代表團,團長大都是如肖懷遠、李國清之類的漢人,也有在中共政府裏任高官的藏人,如西藏自治區副主席次仁卓嘎。這些大撒銀子的訪問,毫無例外壹律是“成功的和必要的”,“達到了加強交流和促進了解的預期目的。”

越來越聰明起來的中國政府,在各國全面介紹了中國西藏五十年的巨大成就時,采取了多種生動活潑的形式:報告會、圖片展、藏族歌舞表演。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們居然動員了西藏那曲孝登寺活佛珠康.土登克珠,現身說法,贊揚中國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揭露達賴之流的謊言”。他們的收獲不可謂不大,各東道國人士在親耳聆聽他們介紹西藏的情況後,全都“被感染了”,人們開始“消除誤解”,“高度評價50年來西藏發生的巨大變化”。

在出使歐美和亞洲十幾個國家的代表團背後,是壹支可觀的中國藏學研究隊伍。據統計,目前中國已有各級藏學研究機構五十多個,專業的藏學研究人員達二千多人,他們出版了近千種藏文典籍,發表了數千篇藏學論文,藏學專著新書也層出不窮,電視專題和網站也熱熱鬧鬧地參與宣傳。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將會有更多的“中國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團”揚帆出征,去抵消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多年努力在國際上取得的成功。既無錢、也不能進入自己土地的西藏文化真正傳人—達賴喇嘛,除了道義和國際正義人士的支持之外壹無所有,看起來,他們絕無力量與來勢洶洶的中國政府競爭。

田野調查—無法抗拒的誘惑

宣傳的拳頭打出去還不算,真正厲害的,是北京政府能夠把各國眾多的藏學家請進去,為“推動中國藏學研究”增添光彩。今年七月,170多位中外藏學專家與學者聚集北京,出席“二零零壹年北京藏學討論會”。這些藏學專家來自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荷蘭、瑞士、澳大利亞、尼泊爾、巴基斯坦、日本、韓國、臺灣和香港。此次國際性會議規模空前絕後,比過去在北京舉辦的前兩屆藏學研討會參會人數更多,涉及的學科範圍更廣。會後,部分客人被邀請去西藏,遍訪名勝古跡、城市鄉村,他們都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毫不奇怪,從專業需要出發,重視學術田野調查的西方學者,對中國政府以實地考察、免費觀光做誘餌的熱情邀請,幾乎是無法抗拒的。藏學在西方成為顯學,是與西方人探險入藏的六百多年漫長歷史連在壹起的。偏僻而神秘的西藏高原,對西方人壹直有著難以形容的吸引力。

按照西方人的觀點,不是西方首先發現東方,而是東方首先闖入西方。歐洲人忘不了1241年聖誕節,剽悍的蒙古騎兵怎樣橫沖直撞地渡過多瑙河。被驚嚇的歐洲人從此不能放心,他們非得搞清楚:把他們嚇壞了的東方騎兵從何而來。於是各國使節、探險家不斷被派出,蒙古草原、喇嘛教、吐蕃(今日西藏)因此被發現。

幾百年來,除了1904年英國軍隊進軍拉薩算是入侵,其他經過千難萬險才能進藏的西方人,如瑞典人斯文-赫定,到西藏做什麼呢?他們大都去追溯河的源頭、探測湖的深淺、采摘花的標本—力圖揭開高原大自然的神秘。

到了二十世紀後期,西方藏學趨向成熟,卻是與達賴喇嘛的流亡有關。流亡政府帶走了壹批珍貴的藏文文獻和檔案( 使之免於文革浩劫 ),不少流亡的藏族學者是滿腹經綸的“西藏通”,這些都為西方人研究西藏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加之八十年代起,中共統治下的西藏開始對外開放,國際性的西藏熱和藏學熱由此興起。

現在,中國政府給迷戀西藏的西方人提供了誘人的機會—前往西藏實地考察。許多社會、自然方面的研究需要科學數據,田野調查是必須的。中國政府待客唯恐不周,那麼,西方藏學家該付出什麼作為報答?毫無疑問,他們首先必須開始“自律”:對中共的在西藏的暴行保持沈默,對拉薩監獄裏眾多的政治犯、良心犯視而不見,甚至有義務贊揚中共的治藏成就。近年來,藏學課題的選擇開始偏頗,學者們從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角度研究的較多,而回避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問題。

當然也有不怕在北京觸及西藏政治的洋人,如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西藏問題專家湯姆.格林費爾德(Tom Grunfeld)在藏學會議期間發言,重炮攻擊達賴喇嘛和藏獨,批判西方的“反華勢力”,壹副對中共感恩邀功唯恐不及的樣子。(筆者行文至此,有朋友傳來這位美國教授的朋友–英國專家Jonathan Mirsky寫的壹篇文章,他指控新華社像毒販拼命傳播毒品壹樣,故意歪曲湯姆先生的原意。在他們的誹謗官司沒有開打之前,筆者在此仍然采用新華社記者倪四義的報道。)

深層研究將是西藏文化的勝利

北京專制者喧賓奪主的勝利看起來輝煌,實際上卻是暫時的、表面的、浮淺的,歷史將會顯示,在這場圍繞藏學的較量中,真正的勝利者是西藏文化。

筆者之所以敢這樣斷言,首先是因為,藏學作為壹門多學科綜合研究體系,它不可能那麼輕易地成為某個政權打擊、貶低對手的工具。和所有的科學壹樣,藏學自身的目的首先是求真,學者們調查,思考,統計、論證,無壹不是為了求真。求真就得有懷疑,有辨難,有民主的討論。而深入的真實,肯定是對邪惡與虛偽不利。對真實的全面認知,終將導致人們求善。作為西藏文化的主要內容的藏傳佛教,它所強調的最大的善,就是利樂眾生,就是對人類的愛心和慈悲心。

同時,藏學研究的深入化、具體化,必將引導世人更清楚地認識理解西藏,引導年輕壹代藏人更加認同自己的民族、回歸自己的文化。這樣看來,中共大興藏學的結果,反倒是幫了弱小無力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事物的發展總是不斷出現“歷史的反諷”,歷史總是出現與當事人的初衷事與願違的轉機。因此,那些悲觀地認為:“這場無形的戰爭勝負已定”,“達賴政府的影響力勢將越來越微弱”的人,顯然缺乏歷史的眼光,不懂事物轉化規律,單純以眼前壹時虛幻的勝敗論英雄。

光是幫助發展經濟,制造表面繁榮,能使西藏人忘記他們民族的歷史屈辱嗎?這裏壹個最典型的例子,是被中共認可、精心培養的小活佛噶瑪巴,他在西藏的地位和物質條件不可謂不好,但不管中共如何統戰他,甚至想利用他在宗教上的影響來取代達賴喇嘛,壹旦他稍為成熟,深層接觸了本民族宗教文化,他毅然選擇的仍然是逃亡印度,投奔達賴喇嘛。在前不久達賴喇嘛登基60周年慶典上,他把中共指稱為“黑方魔力般的勢力”,辜負了中共辛苦培養壹場。

據王力雄先生在西藏的調查,在中共培養下,學歷越高的藏族知識精英,其“恩將仇報”的藏獨意識越強烈。這是因為,知識精英所具有的文化水平、思考能力和獨立人格,決定了他們他們對平等、自由有著比常人更深切的渴望,更不能容忍異族的壓迫和歧視,更不能對專制者“妖魔化”他們的歷史保持長久的沈默(筆者在海外結識的藏族朋友就是這樣壹批人)。因此,筆者從我們漢人的自身利益出發,還是請中國政府不要太浪費納稅人的錢,去越俎代庖地大興藏學,還是讓西藏人自己去弘揚自己的文化,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去傳播他們的宗教。這樣,我們漢人才不會再多做花錢買仇恨的傻事。

2001年8月於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