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突然成了香饽饽

在一切都变化了的今天，这种大汉族口径仍然毫无改变。不久前，加拿大的一位记者和他的同伴在大陆的火车上，遇到一名年轻的中国女学生，他们聊起西藏问题。加拿大记者及同伴认为江泽民应和达赖喇嘛坐下来谈判，那位汉族女生说：“西藏人很乐意被我们中国人解放，达赖是奴隶贩子，他不敢回来，因为西藏人民恨死他了。”这位加拿大记者因此惊骇地得出结论：“原来人民真的可以被欺骗。”

那么，以这样说谎到底的汉人政府和这样容易被骗的汉人，突然兴起的“西藏热”所为何来？

民间的“西藏热”倒还不难理解。目前，西藏的书籍、音乐、食品正在中国各地广泛传播，去西藏旅游已成为当今汉人的新潮。在现代人的一片精神真空中，不少汉族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诠释了西藏，塑造了一个有别于官方的文化西藏。这里也有出口转内销的因素。原本以中华文化为骄傲的汉人，突然发现，比汉人更先进的西方人，反而热爱、迷恋被汉人瞧不起的西藏文化，崇洋的他们这才回过头来，重新认识近在毗邻的西藏文明。

然而，中共官方挂帅的大兴藏学，却是居心叵测。自从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流亡以来，达兰萨拉和北京的较量无日无之。尽管中国政府运用政治、经济的力量，控制西藏人的物质世界，然而，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逃到印度后，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仍然把保存本民族文化当做头等大事。作为西藏宗教文化的代表，他们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今天，藏传佛教的信徒遍及五大洲，西藏研究成为西方的显学，达赖喇嘛成为西方人心中的和平偶像。

于是，曾经逼走达赖喇嘛、摧毁大量西藏寺院的中共，也开始东施效颦—把被他们糟蹋得不成样子的西藏宗教文化，贴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向外兜售。尽管江泽民之类的官员对欧美人热衷于“喇嘛教”仍然困惑不解，但他们在牢固控制西藏、竭力消除达赖喇嘛的影响之余，不惜一切地，力图抢走西藏流亡政府多年奋斗的一个着力点–西藏宗教文化的主导权。一个庞大的专制政权和一个弱小的流亡政府较劲，从表面上看起来，能动员巨大社会资源的中国政府节节取胜，因为王牌尽在北京手中。

“中国西藏代表团”马不停蹄

仅仅是今年四月至六月，中国政府就派出多个“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马不停蹄地去了瑞典、法国、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和俄罗斯等国。这些代表“西藏文化”的代表团，团长大都是如肖怀远、李国清之类的汉人，也有在中共政府里任高官的藏人，如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卓嘎。这些大撒银子的访问，毫无例外一律是“成功的和必要的”，“达到了加强交流和促进了解的预期目的。”

越来越聪明起来的中国政府，在各国全面介绍了中国西藏五十年的巨大成就时，采取了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报告会、图片展、藏族歌舞表演。更令人咋舌的是，他们居然动员了西藏那曲孝登寺活佛珠康．土登克珠，现身说法，赞扬中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揭露达赖之流的谎言”。他们的收获不可谓不大，各东道国人士在亲耳聆听他们介绍西藏的情况后，全都“被感染了”，人们开始“消除误解”，“高度评价５０年来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出使欧美和亚洲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背后，是一支可观的中国藏学研究队伍。据统计，目前中国已有各级藏学研究机构五十多个，专业的藏学研究人员达二千多人，他们出版了近千种藏文典籍，发表了数千篇藏学论文，藏学专著新书也层出不穷，电视专题和网站也热热闹闹地参与宣传。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将会有更多的“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扬帆出征，去抵消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多年努力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功。既无钱、也不能进入自己土地的西藏文化真正传人—达赖喇嘛，除了道义和国际正义人士的支持之外一无所有，看起来，他们绝无力量与来势汹汹的中国政府竞争。

宣传的拳头打出去还不算，真正厉害的，是北京政府能够把各国众多的藏学家请进去，为“推动中国藏学研究”增添光彩。今年七月，170多位中外藏学专家与学者聚集北京，出席“二零零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这些藏学专家来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荷兰、瑞士、澳大利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此次国际性会议规模空前绝后，比过去在北京举办的前两届藏学研讨会参会人数更多，涉及的学科范围更广。会后，部分客人被邀请去西藏，遍访名胜古迹、城市乡村，他们都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毫不奇怪，从专业需要出发，重视学术田野调查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政府以实地考察、免费观光做诱饵的热情邀请，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藏学在西方成为显学，是与西方人探险入藏的六百多年漫长历史连在一起的。偏僻而神秘的西藏高原，对西方人一直有着难以形容的吸引力。

按照西方人的观点，不是西方首先发现东方，而是东方首先闯入西方。欧洲人忘不了1241年圣诞节，剽悍的蒙古骑兵怎样横冲直撞地渡过多瑙河。被惊吓的欧洲人从此不能放心，他们非得搞清楚：把他们吓坏了的东方骑兵从何而来。于是各国使节、探险家不断被派出，蒙古草原、喇嘛教、吐蕃（今日西藏）因此被发现。

几百年来，除了1904年英国军队进军拉萨算是入侵，其他经过千难万险才能进藏的西方人，如瑞典人斯文－赫定，到西藏做什么呢？他们大都去追溯河的源头、探测湖的深浅、采摘花的标本—力图揭开高原大自然的神秘。

到了二十世纪后期，西方藏学趋向成熟，却是与达赖喇嘛的流亡有关。流亡政府带走了一批珍贵的藏文文献和档案（ 使之免于文革浩劫 ），不少流亡的藏族学者是满腹经纶的“西藏通”，这些都为西方人研究西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加之八十年代起，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开始对外开放，国际性的西藏热和藏学热由此兴起。

现在，中国政府给迷恋西藏的西方人提供了诱人的机会—前往西藏实地考察。许多社会、自然方面的研究需要科学数据，田野调查是必须的。中国政府待客唯恐不周，那么，西方藏学家该付出什么作为报答？毫无疑问，他们首先必须开始“自律”：对中共的在西藏的暴行保持沉默，对拉萨监狱里众多的政治犯、良心犯视而不见，甚至有义务赞扬中共的治藏成就。近年来，藏学课题的选择开始偏颇，学者们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角度研究的较多，而回避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当然也有不怕在北京触及西藏政治的洋人，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西藏问题专家汤姆．格林费尔德（Tom Grunfeld）在藏学会议期间发言，重炮攻击达赖喇嘛和藏独，批判西方的“反华势力”，一副对中共感恩邀功唯恐不及的样子。（笔者行文至此，有朋友传来这位美国教授的朋友–英国专家Jonathan Mirsky写的一篇文章，他指控新华社像毒贩拼命传播毒品一样，故意歪曲汤姆先生的原意。在他们的诽谤官司没有开打之前，笔者在此仍然采用新华社记者倪四义的报道。）

深层研究将是西藏文化的胜利

北京专制者喧宾夺主的胜利看起来辉煌，实际上却是暂时的、表面的、浮浅的，历史将会显示，在这场围绕藏学的较量中，真正的胜利者是西藏文化。

笔者之所以敢这样断言，首先是因为，藏学作为一门多学科综合研究体系，它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成为某个政权打击、贬低对手的工具。和所有的科学一样，藏学自身的目的首先是求真，学者们调查，思考，统计、论证，无一不是为了求真。求真就得有怀疑，有辨难，有民主的讨论。而深入的真实，肯定是对邪恶与虚伪不利。对真实的全面认知，终将导致人们求善。作为西藏文化的主要内容的藏传佛教，它所强调的最大的善，就是利乐众生，就是对人类的爱心和慈悲心。

同时，藏学研究的深入化、具体化，必将引导世人更清楚地认识理解西藏，引导年轻一代藏人更加认同自己的民族、回归自己的文化。这样看来，中共大兴藏学的结果，反倒是帮了弱小无力的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事物的发展总是不断出现“历史的反讽”，历史总是出现与当事人的初衷事与愿违的转机。因此，那些悲观地认为：“这场无形的战争胜负已定”，“达赖政府的影响力势将越来越微弱”的人，显然缺乏历史的眼光，不懂事物转化规律，单纯以眼前一时虚幻的胜败论英雄。

光是帮助发展经济，制造表面繁荣，能使西藏人忘记他们民族的历史屈辱吗？这里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被中共认可、精心培养的小活佛噶玛巴，他在西藏的地位和物质条件不可谓不好，但不管中共如何统战他，甚至想利用他在宗教上的影响来取代达赖喇嘛，一旦他稍为成熟，深层接触了本民族宗教文化，他毅然选择的仍然是逃亡印度，投奔达赖喇嘛。在前不久达赖喇嘛登基60周年庆典上，他把中共指称为“黑方魔力般的势力”，辜负了中共辛苦培养一场。

据王力雄先生在西藏的调查，在中共培养下，学历越高的藏族知识精英，其“恩将仇报”的藏独意识越强烈。这是因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文化水平、思考能力和独立人格，决定了他们他们对平等、自由有着比常人更深切的渴望，更不能容忍异族的压迫和歧视，更不能对专制者“妖魔化”他们的历史保持长久的沉默（笔者在海外结识的藏族朋友就是这样一批人）。因此，笔者从我们汉人的自身利益出发，还是请中国政府不要太浪费纳税人的钱，去越俎代庖地大兴藏学，还是让西藏人自己去弘扬自己的文化，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去传播他们的宗教。这样，我们汉人才不会再多做花钱买仇恨的傻事。

2001年8月于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