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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幸福的不丹和痛苦的西藏 (圖文)

茉莉


 

 

    幸福的不丹和痛苦的西藏

 

      茉莉

 

 “綠水青山藍天喇嘛廟”,這是喜馬拉雅山南北兩個地區——不丹和西藏相似的景象。不丹,在梵語裏是“西藏邊陲”的意思。這兩個兄弟民族有著上千年的淵源,在吐蕃時代(公元8世紀左右),不丹曾是西藏的壹部分。今天,藏傳佛教仍然是不丹的國教,這個小國屬於廣義的藏語文區域和藏民族區域,就連它的建築也大都是藏式風格的。

 在筆者認識的藏族朋友中,有壹位姑娘的姐姐嫁給了不丹王子。歷史上,不丹王室和西藏貴族之間,就像歐洲王室貴族之間那樣互相通婚,直到五十年代中國軍隊強行占領西藏,這兩個關系親密的兄弟民族才不得不中斷交往。

 五十年的遭際變遷,令這兩個姻親民族產生了巨大差距。今天,小國不丹以它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展,成功地創造了世界矚目的“不丹模式”——壹個快樂而民主的佛國,而原本是老大哥的西藏,卻在這半個世紀裏,壹直在大漢族主義的專制統治下呻吟和掙紮,其古老輝煌的文化瀕臨滅亡。

 就在西藏人因和平抗議被中國當局鎮壓,處於騷亂的痛苦之時,3月24日,不丹人高高興興地穿著他們的民族服裝走向投票所,迎來了歷史上的第壹次民主選舉。欣欣向榮的不丹就好像是壹面鏡子,讓人們在對比中設想:如果不是當年中共軍隊用炮火“解放西藏”,今天的西藏將會是怎樣壹幅景觀?

   

◎ 禦用學者強調西藏必須“漢化”

 

 自從西藏三月發生騷亂以來,不少中國藏學家在各種媒體上,發表言論支持當局鎮壓藏人。學者中能夠保持沈默的,已經算是良知未泯了。惡劣者如上海政法學院政治系教授倪樂雄,他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采訪時,就以學術式的的語言,為中共當局消滅西藏文化的惡行背書。

 倪樂雄說:“西藏文化是壹種比較原始的、落後因素比較多的古老文化,在和外部世界交流的過程中,必然要發生變化。順應這種變化是很自然的,各國各民族都經歷過這種變化。妳可以把它(文化)解釋成消滅了,也可以把它解釋成更新了。”“從地理和地緣政治上來看,西藏文化如果發生適應世界潮流的變化,它就必然通過和中國文化融合來實現。”

 這種文化沙文主義的推斷很簡單:原始落後的西藏文化要走向現代化,必須通過漢化。所以中國當局有充足的“理由”,在西藏繼續進行文化滅絕。

 但是,像倪樂雄這類只為強權說話的傲慢學者,根本不懂“世界潮流”和現代化的意義,他們以為在西藏修鐵路建樓房就是現代化了。其實,現代化不僅僅意味著物質,它還包括:由專制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轉化、現代法制、人權觀念和環境保護等等。以各種標準衡量,建立在無知、暴力與謊言之上的“漢化”,完全不是現代化的必經之途。

 在五十多年中,共產黨土地改革摧毀了西藏傳統的制度,代之以壹個極其橫蠻的共產制度,文革中的強行“漢化”可以視為中世紀化和原始化。在經歷巨大浩劫之後,西藏語言文化面臨危機,產生壹種長期依賴內地的畸形經濟結構,其生態環境有繼續惡化的趨勢。因此,達賴喇嘛悲哀地說:“西藏作為壹種獨特的文化,最多再過十五年就會消失。”

 而在五十多年前同樣隱世於群山峻嶺之間、同樣貧窮落後的不丹,後來卻比西藏幸運多了。當初為了避開中國的威脅,不丹和印度發展邦誼,在七十年代初期加入了聯合國,走上壹條遺世獨立、自我發展繁榮的道路。不丹的經歷證明:擺脫了中國人的強行漢化,高原小國才可以既保留傳統文化,又享有全面的現代化。

 

   ◎ 達賴喇嘛和不丹國王力行民主改革

 

  這兩個民族令人驚異的的相同之處還在於,他們深受愛戴的領袖都主動送給人民壹件禮物:民主。由於藏傳佛教國家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比較輕,因此,老百姓要求民主改革的意願並不很強烈,這就需要領袖們苦苦勸告,把民主制度強加給他們。

  最近,不丹國王還政於民的故事傳為美談。老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長期創建“國民幸福總值”,為百姓謀了很大福祉之後,為了給人民壹個“確保未來繁榮安寧的民主政府”,他選擇了退位,使不丹從世襲君主制國家,壹躍成為壹個議會民主制國家。

 

  而西藏的達賴喇嘛在民主改革方面,要比不丹國王進行得更早。自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接觸先進的西方,西藏上層受到很大的震撼,藏人內部曾有過壹些面臨改革的討論。雖然當時要求改革的勢力還比較小,但已經有了壹些苗頭。

  1998年3月,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接受我的采訪時,談到當年在境內西藏試圖改革的情況:

  “我個人認為,舊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壹種落後的制度,這壹點是非常明確地認識到的。壹九五零年我跑到卓木,卓木在西藏和尼泊爾的邊境,當時我是第壹次看到了西藏偏僻農村的情況。回來後,大約在五零年左右,我成立了壹個叫‘改革會議’的改革組織,那裏面不僅僅是西藏政府官員,藏人所稱的‘會議’包括各方面的代表,除了政府官員,還有寺院和普通人民百姓,就賦稅和西藏的‘烏拉’差役,也就是勞役等方面開始進行改革。當時就已經有了土地改革的想法。”(茉莉:《達賴喇嘛訪談錄》)

  但是,正當藏人準備自己開始改革時,中共進藏大軍就兵臨城下了,以後西藏落入毛澤東紅朝帝國手中。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剛安定下來,他就在藏人流亡社區中進行民主改革。1960年,流亡的西藏人舉行了首次民主選舉,成立了“人民代表會議”,擬訂流亡政府的憲法大綱。1963年,《西藏民主憲章》(草案)正式頒布實施。到今天,流亡議會早已正規化,流亡政府的首席噶倫直接由人民投票選出。

  很遺憾,達賴喇嘛長期追求民主、逐步還政於民的的努力,卻不能在境內西藏實施,甚至不被很多中國人所了解。中共五十年來的愚民文宣,給中國人留下有關西藏的負面印象,他們仍然可笑地指控,說達賴喇嘛是的野蠻、黑暗的封建農奴主。

   
    ◎ 藏傳佛教與人民內心幸福

 

  那年在西藏流亡社區達蘭薩拉的陽光下,我驚訝於那些貧窮藏人和僧侶的燦爛笑臉。他們開朗達觀,是因為寬恕、憐憫和慈悲等藏傳佛教教義,給了他們心靈幸福的源泉,使他們免於對生老病死等壹切災難的恐懼。

       深諳佛教的不丹國王旺楚克認為,國家政策應該關註人的內心幸福。應該怎樣實現人民幸福這個目標呢?他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極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指標。作為壹個全民信奉藏傳佛教噶舉派的國家,不丹在經濟的高速增長的同時,不放棄自己的宗教文化認同。很多不丹人專程跑到印度去,請求達賴喇嘛為他們祈福。

  然而,在不信佛的漢族政權統治下,西藏人被告知:“共產黨才是西藏人民的活佛。”(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語)就這樣,自命為“活佛”的共產黨控制了西藏世代相傳的活佛轉世制度。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教義視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是全體藏人的根本上師,但是卻被共產黨的媒體狠狠咒罵為“披著羊皮的狼”。

  於是身穿袈裟的藏族喇嘛不能無動於衷了。在西藏,喇嘛是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要傳承者。身負維護民族文化的職責,喇嘛們在這個春天勇敢地走出寺院,舉行和平的示威抗議。由於中國當局的武力鎮壓,釀成了流血事件。這壹切,令享受宗教自由的不丹人在震驚悲哀之余,深感自己的幸運。

   

   ◎ 沒有自治權西藏山河破碎

 

  西藏和不丹的可比性,還在於他們的自然環境。不丹原本和西藏壹樣,並不是什麼得天獨厚的世外桃源,而是土壤貧瘠、地勢險峻的地方。但不丹能夠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采取植樹、限制外人入境等各種措施,保護本土環境和生態資源,使其森林的覆蓋率在亞洲排名第壹。為此,聯合國曾將首屆“地球衛士獎”授予了國王旺楚克和不丹人民。

  而西藏的情況卻與之相反。2007年,在聯合國評選出的“全球十個瀕危旅遊景點”中,西藏名列前茅,其上榜的原因是“過度開發”。唯色在自己的故鄉考察後哀嘆說:超過400萬的遊客量使西藏不堪其負,“藏地的神山聖水被開采,留下的是破碎的山河。”

  

王力雄曾經在《草原是有文化的》壹文中,談到藏區森林被大量砍伐運往內地的情況,還講了這樣壹個酸楚的故事:“記得當年在甘孜州看到森林著火,幾個藏人在對面山上喝著啤酒觀看,又叫又笑。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解釋說,與其遲早砍了給漢人用,不如燒火讓自己看個熱鬧。這其實是壹種無奈的宣泄。”大量的漢族移民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邊緣化,女作家朱瑞撰文談“藏人為何要抗議?”文中提及藏區下層人民陷於貧窮的深淵,很多人淪為乞丐。

  有比較才有鑒別,我們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不丹之所以能夠如此完好地保護自己的環境,尊愛自己的人民,在於它是擁有主權的的獨立國家;而連基本自治權都沒有的西藏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本土的人文環境和自然資源被糟蹋,看著裝甲車重重包圍自己的寺院。不能真正自治,這是西藏問題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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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8年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