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知识分子吗？

作者：谢盛友

我们需要知识分子吗？这个提问显然是多余的。多余的问题被提出来，肯定是我们的社会缺乏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不是指那些具有高等学位、广义上的读过书的人，而是具有批判精神、能对权力说不、针砭时弊、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公共知识分子。
萨依德（Edward W. Said）曾说，“对权力说不”的角色，让知识分子头上闪烁着道德光环。正因为此，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标准和判断，往往带有强烈的道德期许和责任寄望。对政策的批评责任，人们也赋予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上。然而，在缺乏资源支持的时候，知识分子往往必须依附于体制，形成双重身份和双重人格。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就曾描述过学术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同源性，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相对权力上的统治者来说，是被统治者，但是另一方面，在学术体制范畴内他们又可能是文化统治者。

我非常敬仰张思之，他是打破沉默螺旋的中国第一人。
张思之，1927年生于郑州。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1947年，他被当时小有名气的朝阳大学法律系录取了，他的理想是学外语，将来当外交官。父亲听到消息，就早早把学费汇入朝阳，就这样入了朝阳学院，开始了他和法律结缘的坎坷一生。 1948年，张思之入了地下党，他自己称“就这样上了船”。1949年2月，参加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一年后被划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1972年结束劳改，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
改革开放后，他重返律师界，1980年11月12日和其助手朱华荣被指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审判案件中的辩护律师（江青要求自辩，拒绝了辩护律师），后来又担任了李作鹏的辩护律师，长期以来，他担任了很多重大案件的辩护律师，如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 1994年高瑜“泄露国家机密”案； 2003年郑恩宠律师“泄密”案； 为中国的法制进程做出了贡献，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

我同样非常敬仰许良英，他是公开推动“宽容”普世价值的中国第一人。
许良英1920年生于浙江临海。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是中国核弹工程的奠基者之一王淦昌的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做《科学通报》的编辑。1957年许被定为右派，发配家乡农村改造。后回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科学史、物理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爱因斯坦的思想、科学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科学史的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是迄今最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资料。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主编之一。许良英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的自由民主进步事业，由于他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和活动，获得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洛夫奖。

我同样非常敬仰丁子霖，她至今仍然有勇气为中国的人权而奔波。丁子霖1936年生于上海，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天安门母亲运动组织发起人。其丈夫为蒋培坤，二伯父为丁文江。丁子霖1947年考进景海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56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95年60岁前退休，现居北京。
1989年春北京发生以悼念胡耀邦、反官倒反腐败为主要诉求的游行，进而发展为绝食抗议运动。一部分学生留滞天安门广场。5月19日，为控制局势，中国政府颁布戒严令。6月3日夜戒严军队强行清场，遂成流血事件，后称六四事件。丁子霖17岁未成年儿子蒋捷连跳窗离家经木樨地去天安门广场，在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坛后被子弹击中丧生。
丁子霖极其悲痛，联合其他死难者的家长，要求政府还其公道，并搜集到一个经过核实的六四死难者名单。北京政府则认定她为美国反华组织工作，并接受非法资助，因此对她进行了严密监控。

我们的社会的确太缺乏这样的知识分子。

写于2008年6月9日，德国班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