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思想与政治改革

作者：谢盛友

这篇文章有点牵强，不过，先有郭沫若的“忠君”，后有余秋雨的走火入魔，我不得不写。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忠君、三纲、孝、仁孝、忠恕、中庸、仁恕”，可能很多人都同意。但是，若说孔子的仁是一种政治思想，而不仅仅是伦理道德，可能很多人会反对。

“忠君”说的主要坚持者是梁启超、易白沙、陈独秀诸先生，这种说法在“五四”时期很盛行。 “三纲”说与“忠君”说实质相同，“三纲”的形成过程是这样：始作俑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韩非，如《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后西汉董仲舒将其发展成“三纲”，如他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在东汉的白虎观会议上，一些学者正式用“三纲”来解经。

孔子的仁不是伦理道德，而是政治思想，即他已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从而创立了一种治国学说。

正如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重要命题一样，孔子的“克己复礼”表面上象是保守的，而实质上也是革命的。黑格尔的命题曾“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而孔子的命题亦受到了近视的封建领主的感激与同样近视的自由隐士的愤怒。

“忠君”文化传统很容易培植“专制主义”。现代中国，我们物质方面有成就，精神上也有收获，但深入观察国人的内心，国人的政治文化变化很少。

民国初期，国人唱的一首歌其中一句歌词是“把生命交托给总理（孙中山）”；后来另一首歌开头是“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再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更是家喻户晓。
专制主义人情化，从家人父子出发的三纲六纪，转换到忠君，又转换到“天”，最后落实到皇帝的绝对专制上。在外国的专制主义下，老百姓是臣民，而中国的老百姓是“子民”。我们曾经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忠君”思想发酵变化，子民不但忠于君王，而且忠于上级，因为子民希望被提拔，希望升官。在威权社会里，政治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中央的集权无法贯彻到基层。我上个世纪提出“处长专政”的概念，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郑永年也是这个意思：在集权社会里中央权力无法贯彻到基层。

“忠君”思想培植出一种文化：权力膨胀。在威权社会里，当官的位置是被指定的，而不是被选举的，所以，有权欲的人肯定要往上爬，爬到最高就是中央第一把手。当上了中央第一把手的人，他肯定希望他的权力意志贯彻到最低层。观察中国现在的社会，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我相信，胡锦涛温家宝是愿意政治改革的，那么，中央希望政治改革的阻力到底在哪里？我的回答：在处长。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政改的历程：第一个时期：1978年底到1985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奠定基础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高层决策机构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只有在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结构体系中建立现代民主政体，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个人独裁。

第二个时期：从1986年到1989年上半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热点时期。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肯定“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个时期：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转折期。在这一时期，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六四运动、1990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局出发，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注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保持政治稳定为前提。于是，政治体制改革被相对淡化。

第四个时期：1992年至今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隐性发展期。邓小平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对的。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处于一个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和突破口，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隐性发展阶段。

一个误区：政治体制改革会削弱党的领导，会破坏稳定。
改革阻力来自既得利益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大量经济成果，也造就了一个个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紧密地依附在政治权力周围，形成了一个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特殊利益群体。在这些利益群体中，既有权力圈以外的利益主体，也有权力圈外的利益主体，但更多的是权力圈内的利益主体。实际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队伍现在正处于壮大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从上到下都失去制约，党政官员得不到有效监督，使得当权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侵吞公有财产，掠夺公共资源。作为这一特权群体来说，他们本身是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的，只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政治体制改革，以保全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权力圈外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愿意失去这种花了高昂成本的依附关系，因此，他们也要保护这种滞后，以保全已获利益和将来更大利益的产生。正是由于这种既利益群体的阻挠力量过大，使得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势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唯一可以迅速有效地动员起来的有组织力量，政治改革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便只能走向革命或动乱。

章立凡也说：改革阻力来自共产党内部，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这个问题怎么解决？1949年的革命把民间社会消灭了，把地方自治的传统消灭了，变成了大一统，党的管制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如今想把这些东西都改掉，很难了。从基层到中层，甚至省或者部委一级，各自有各自的利益。我相信胡、温的改革诚意，但觉得很多人跟中南海不是一条心，都有自己的利益。在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里，当官是很辛苦的，不但要干很多活，还经常被人批评责骂，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哪会像我们今天的千军万马争当公务员？君主体制下的事比较简单，对皇帝负责就行，现在要对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负责。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日前表示，中国在现有政治制度下有发展民主的空间，在民主改革的意愿上，中央高层是有改革的意愿和动力，但顾虑也是有的；到了最基层，地方上政治改革的积极性更大；但改革的阻力在中层，特别是国家部委，他们把很多权力收回来后，权力大了但是并不承担相应责任，他们没有太多改革的动力。
王长江曾发表文章，反驳中国搞民主只能导致共产党丧失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说法，强调发展民主并不必然导致多党制，一党制条件下同样可以发展民主。此观点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发表的有关中共如果不合理分权，就不可能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文章观点相对立。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相隔很近，外界多数认为，这是二王在理论上的一次交锋。一个坚持一党民主，一个坚持合理分权。
对于一党专制下也有可以发展民主的观点，王长江说：“一年来，我有一些逐渐定型的思路。我觉得一党内发展民主的提法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逻辑框架，政党是把民众和公共权利连接起来的一个东西，因为政党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利之间的一种互动。这就是民主政治。”“这里的政党是一个概念，它到底是一党还是多党，还是政党和别的东西共同组成的一个混合体，都没有固定的模式。”

西方通常认可多党制，一个党只能沟通一部分公众，许多党才能沟通全部。美国认为两党就可以了。选择一党的呢，成功的例子不多。为什么呢？一党只沟通一部分公众，它又没有其余足够的渠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党派又没有生存的条件，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
这说明一党很有可能导致这个结果，这就取决于你一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没有足够的魄力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包容性。过去意识形态没有包容性，经济上又搞的是计划经济，个人的利益诉求被压制，这就造成不允许利益沟通，是走不通的。
但是实际上从历史的发展上看，不光都是失败的例子，也有个别成功的借鉴。比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它执政71年，在它的执政历史中它起的沟通作用还是很好的。它的成功在于，它第一承认了阶级存在；第二承认了阶级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第三，它说，可以把冲突变为一种合作。怎么合作呢，通过政党内部的合作，在政党内部建立不同的阶级诉求体，把社会上最主要的几大阶级全部纳入党里面。通过党内的协调，成立若干机构，一个机构代表一个阶级，通过机构之间的沟通达到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沟通。

王长江说，一党民主，至少我们说它有这样两种解决的办法，不能说没有办法。
王长江说，另外，不用政党，在过去看来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政党来沟通，如今看来并不这么单一了，因为又出现了其他很多种形式。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如今越来越体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比如媒体、网络。像这些新兴介质的出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分流了政党的部分功能。还有非政府组织。很大程度上民众可以通过这些机构和公共权力达成沟通。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起公民与公权沟通作用的既有政党，又有媒体，又有非政府组织，这几块为我们组成了一个大的政党概念，即公民参与政治的工具概念。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当然可以达到一党领导下的民主发展。因为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走多党制的路子，注定会出现大乱，遭殃的是老百姓。从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有没有发展民主的空间，我们现在眼前要走的是这一步。我的观念是，看现有的有没有空间，如果有，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要求下，这个路必须要走的。我和别人不一样的一点是，我认为这个空间还是有的。包括分权监督也好，制衡也好，我认为在一党的基础上还是有的。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还是可以做很多的。

王长江说，反对者总要拿那些不是常识的常识来给人扣帽子。按照固有的理论延伸出来，一党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民主的选举，没有民主的选举就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民主。这个简单的线性逻辑党外的一些人和党内一些保守派思路都是一样，只不过朝着两个方向，理论出发点都在一处。

“事实上，我们这些年在实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来自这两个集团的阻力是一样的大。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如一党和多党的关系，民主和西方民主的关系，选举和竞争选举的关系，就是回答这些年来自这两个集团的声音。认为一说到民主，就是西方民主，党内左派以此为依据叫嚣，党外人士也同样说风凉话，说所谓的民主就是西方民主，就得照搬，市场经济都照搬了，民主制度为什么不照搬。”
王长江表示，现在不是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而是怎么改的问题。也不是突破口的问题，而是怎么整体推进的问题。已经是青山遮不住，大江东流的势头。整个党面对的压力都是有的，但到了各个层次压力是不等的，最高层一块，最基层一块，中间是一块。如果执政党希望不要遭到失去执政地位的风险，就必须考虑这些。必须得改，上层的动力是有的，但顾虑也是有的。
到了最基层，地方上，政治改革的积极性更大。最基层的压力直接来自于民众，很多中央的政策要落实到这里，感受最深的是那些基层的党干部，而且基层的党员还得面对另一个现实，有责任而没有权力，权责不平衡。
最上层和基层都有政治改革的极高诉求，阻力在哪里呢？阻力在中层，特别是国家部委，他们把很多权力收回来后，权力大了，但是并不承担相应责任，他们没有太多改革的动力。
因此现在的局势是党内改革两头的动力都很足，但是中间层的动力不足，形成两头拖着中间走的态势，因此政治改革是一个牵涉方方面面的问题。
 

写于2008年6月11日，德国班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