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萨米与西藏自治
 

    
     
                                      茉莉
 
 
 
  
  一年复一年，肩负藏民族使命的达赖喇嘛特使洛地嘉日前去中国谈判，原本年富力强的他已经两鬓灰白，皱纹满面。至今为止中藏八次谈判，每一次的结果都是零。在最近一轮会谈中，特使向北京方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北京给予藏人社区真正的自治。而北京方面照样是老调重弹，说西藏早已自治了，并谴责达赖喇嘛要求自治是“搞分裂”，搞“变相独立”。双方仍然是各说各话。
 
  好在少数民族自治和人权保护问题，已经超越国家内政，进入国际关注范围，西藏问题尤其如此。当今各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只要应用比较的方法，就能看出其差异之处。西藏到底是否已经自治？我们可以用一杆普世的尺子去衡量。
 
 
 
   ◎ 北极小鹿与雪山巨狮之比较
 
 

 拿北欧萨米族和西藏民族相比，就好像拿一只北极小鹿去和雪山狮子进行比较。作为欧洲最后的土著民族，萨米族大约有七万多人，生活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等国北部，其中居住瑞典境内的只有一、两万人。而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西藏人，却有六百万左右。
 
  萨米族和西藏比较相差太远。这个游牧民族以狩猎野鹿、荒原捕鱼和采集野果为生，直到近代才开始有一些农业和手工艺，开始定居下来，他们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或政权，甚至没有氏族和部落之类的组织。萨米族的社会基层单位叫“西达”（Siida），只是一种共同狩猎、合作放牧的组织。
 
  而西藏却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统一了各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尽管中共为给他们统治西藏制造合法性，称西藏在1950年之前的社会制度是”农奴制“，但研究过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大部分西藏人都是农民，与奴隶制不能相提并论。在社会形态方面，西藏曾经比萨米族要先进得多。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与北欧萨米族最相似的，大概就是鄂温克族了。中国东北的鄂温克族也只有几万人，曾和北欧萨米族一样饲养驯鹿、住在帐幕里，逐水草而居，甚至也曾和北欧萨米族人一样信奉萨满教。但在中共的同化政策下，鄂温克族人和满族等民族的命运一样，已经只会说汉语，和汉族没有区别了。
 
  在中国鄂温克等民族被彻底汉化之际，原本已被北欧国家“挪威化”或“瑞典化”了的萨米族，却获得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战后的欧洲兴起了族群运动，各国开始重视并保护少数民族权利。1997年，挪威哈拉尔五世国王就过去的‘挪威化’政策给萨米人民造成的不公，向萨米人表示道歉。
 

  
   ◎ “萨米议会”体现自治权利
 
 

  如前所述，西藏人千年来有自己的王室与政府，而萨米人却是无组织的散居者，他们在分属于北欧各国的土地上游牧，濒临被同化。近几十年来，北欧主权国家根据联合国有关精神，通过立法，保护和发展萨米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促进了萨米族群的复兴运动。
 
  自七十年代起，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先后成立了“萨米议会”。各议会由每四年一次的选举产生，候选人来自萨米族各党派，具有代表性和法定地位。议会的职责是给政府制定萨米民族政策提供信息来源和对话渠道，并负责一些领域行政管理和政策措施的实施。在涉及萨米语言、文化的事务上，议会拥有相当的决策权。萨米议会是相当于公共行政机关的角色，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
 
  尽管萨米族人口在北欧国家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这个小小族群居住在人迹稀少的偏僻北方，但北欧政府特别认真地保护他们的选举权利，总是及时把每一张选票送到选民手里，甚至发生租用专机送选票的故事。萨米人不但有权参加本民族的议会普选，而且有权作为公民参加国家大选。
 
  而自古以来就自成一体、自行管理的西藏，在被荷枪实弹的中共大军“解放”了之后，也曾有一个允诺其“自治”的《十七条协议》。然而后来，这种“自治”并没有让藏人自己管理自己，而是把藏民族原有的各大宗教领袖一一逼走，改由全副武装的汉人去管理。和幸运的北欧萨米族比较，西藏人的悲哀实在太深。
 
 
 
   ◎ 挪威水坝抗争事件政府让步
 
 

  当国际社会谈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时，不仅意味着要保护传统文化本身，而且包括保护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形态和自然环境。七十年代发生在挪威的一个水坝抗争事件，就反应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北欧国家解决冲突的方式，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和祖祖辈辈定居高原的西藏人不同，因游牧而居无定所的萨米人并未拥有自己的土地。早在几百年前，瑞典、挪威的垦荒者就进入萨米区域，而后又发展了伐木、开矿和水力发电等产业。萨米人只享有依季节的需要放牧驯鹿的权利。
 
  在挪威北部萨米人聚居区有一条阿尔塔河（Alta-Kautokeino）。1973年，当地政府决定在河上修建一个大坝，用于水力发电。阿尔塔河是萨米族人心目中神圣的母亲河，这项工程一旦按原计划修建，除了会淹没一个萨米族村庄之外，更会破坏萨米族人心中的神圣。于是，当地萨米人联合环保人士，采取包括示威、绝食、占据政府办公室等各种手段，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起一系列抗争活动。
 
  “阿尔塔河之争”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是萨米人争取对自己山川与土地的自主权的抗争。这场冲突引起国际社会关切挪威如何对待其少数原住民，导致挪威政府做出让步。最后，挪威政府缩减了水坝的规模，并且让绵延十几公里的水道隐藏在山体之中，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当地的自然风貌，那个萨米村庄也因此幸存下来。
 
  这个事例体现了北欧的民主精神，这就是说，真正的民主应该包括认同少数民族的个人及集体权利。尽管少数民族地区水土资源的使用权和拥有权，仍然是具有争议性的议题，牵扯到多方面的利益纠纷，但民主制度下的抗争与协商，能够获得一个双方妥协的结果。水坝抗争事件产生了很大的后续效应，促成挪威政府重视萨米族人的权利，并于1987年通过了《萨米法》。
 
 
 
   ◎ 民主的中国可解决西藏问题
 
 

  中国也有不少传统的名山圣地，如佛教圣地五台山，历代帝王封禅祭天的神山泰山。除了文革期间遭受破坏之外，当今中国政府还是对这些名山圣地实行了保护，不容许任意挖山开矿。
 
  然而，去西藏挖山开矿却是一股新兴的潮流，汉族开矿者似乎不认为藏人的神山也需要保护。唯色在《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雅拉神山？》一文里，谈到藏区八大神山之一——美丽的雅拉神山的命运。由于雅拉神山发现铅锌矿，吸引了一批铜臭味极重的非朝圣者前来。“开采雅拉神山，在老板心中是赚大钱的机会；在某些官员的心目中，是他们‘致富的门路’；而在老百姓心中，这是无言的痛。”
 
  当地藏民曾勇敢地维护他们心中的神圣。据唯色说：“老乡们手牵手把神山围了起来，还派??8个长老去成都告状，可是随后这次事件被警力平息下去了。”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了几千年的藏人，无法像挪威萨米族人一样保护自己的神圣所在地。政府任意动用警力，堵绝了与原住民平等协商的可能，令藏人心怀更大的怨愤，导致更多的汉藏冲突。
 
  最近达赖喇嘛在欧洲访问，参加了纪念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颁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的纪念仪式。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说：“当中国变得更加的民主，有了言论与法治的自由，特别是新闻的自由……那么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在西藏问题上，我想在几天之内，便可得到解决。”
 
  也许达赖喇嘛的看法乐观了一点。即使中国民主了，民族问题仍然会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但是，达赖喇嘛终于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没有民主制度做保障，弱肉强食的现象就无法制止。从当今挪威国王向萨米族人道歉一事可以看出：民主和专制的区别，是文明和野蛮的区别。
 
  被挖得遍体鳞伤的神山似乎是一个隐喻，象征着西藏是一个巨大的伤口。医治这个伤口的良药，唯有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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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09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