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华社报道，北京４月６日公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了“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近期目标，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

复活节放假，亲友来访，在寒舍叙旧，一位海南岛的老乡在德国开业行医，他母亲是同济医科大学的退休教授，聊天中当然谈论到中国日前公布的《意见》，她说，自己觉得自己一生唯一为中国苦难农民做过一点事情的时候，就是文革中下放农村当医生的那十年。
 
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赤脚医生”这个词，1968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随之流行。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公社社员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鼎盛时人数在100万以上。
1969年，为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全国大中城市有大约一半的医务人员下放到农村。有些公社成立起卫生所，逐渐办成医院，成立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门诊、病房，样样具全，甚至还办起了小药厂，生产中成药，种植当地的中草药。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农村卫生体系，就是在那段时间建立起来的。赤脚医生经常到公社医院培训，农民看小病不用出村，看大病不用出公社。由于大量使用当地的中草药等原因，农民看病也非常便宜，由合作医疗记账付费，如果是花钱交多的大病，就由大队或公社统筹解决。这样才解决了广大农民看病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联合国向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推荐赤脚医生的原因。

现在人民公社没有了，当年的赤脚医生老了，有些可能变成了“穿鞋医生”。但是，国家补贴的合作医疗没有了。苦难的中国农民还是苦难。

刚刚给一位中学同班同学打电话，他就是当年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改革开放后他到公社（现在叫做镇）开诊所，不打赤脚了，穿鞋了，是家乡一带德高望重者之一。我为他的情操感动，因为他实实在在地为弱势群体做事，为改变中国物质贫困、权利贫困贡献自己的一滴水。

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医疗保险改革计划。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发表讲话说：“医疗保险的核心是，将医疗卫生服务作为一项公共产品提供给全民，以实现人人都能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

这一目标将在2020年完成－这是很高的效率，而且也是能够实现的目标。中国政府计划在两年之内让90％的人享受医疗保险。在今后的三年内，中国政府准备在广大农村地区修建2000所医院和5000个诊所。医院的处方药品要保持低价位。药品的价格由政府监控。这将与目前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兰根布鲁纳认为，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对许多医保方面的专家来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比如新医疗保险制度的资金来源是什么？未来医生从哪里得到酬劳？改革如何进行？目前处在较优越地位的城市人口会成为改革的牺牲者吗？如果会，那么如何使这场改革顺利进行下去？怎样衡量改革的成果？如果投保人患重病，医疗保险公司能够为他出足够的钱吗？
尽管还有这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兰根布鲁纳仍然认为这场医疗改革具有积极意义，他说：“改革的目标非常宏伟。德国花了100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全民医保的过程。中国现在有巨大的资金储备。我认为中国政府对医疗改革是认真的。政府在民众中做了民意调查。医疗体制是最让老百姓不满意的一件事。我对此十分乐观。中国人很勤奋。如果他们想做一件事情，一般就能把它做好。这个国家最近20年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

2009年复活节，祝福中国的全民医保制度早日建立健全。

写于2009年4月10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