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

       茉莉

  初到西方国家的中国人往往会感到惊讶，西方人对西藏及其达赖喇嘛的认知，竟然与国内的官方观点是如此不同。被中国官方涂抹成“分裂祖国、剥削人民的最大农奴主”的达赖喇嘛，在西方人眼里却是具有慈悲和智慧的尊者与和平主义者。中国官方宣传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旧西藏”，而西方人却认为是中国军队“侵略了西藏”。

  当2008年奥运圣火在各国传递时，西方人声援西藏的声音终于被中国人听到了。一幕幕冲突的场景在国内屏幕上出现，令长期被封锁信息的中国人为之惊讶：为什么西方人会同情和支持西藏？为什么西方人对中国统治西藏的评价多是负面？如何解答这些疑问，便成了中共官方学者的重大任务。

 8月6日，日内瓦汉藏会议在瑞士国际和解协会(IFOR)支持下召开

    
   ◎ 官方学者指西方人情结作祟

  回答国内被封锁新闻的蒙昧读者，吃皇粮研究西藏的官方学者实在很轻松。他们可以夸大某一方面的因素，以偏概全曲解事实，回避关键的实质问题，以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在这个方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做得比较出色。今年三月，杜永彬发表了题为《西方对西藏五大误读及缘由》的文章，对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的问题，做出了令中国当局和中国民族主义者都很满意的回答。

  在杜永彬看来，西方人之所以这样糊涂，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种心理毛病，这种心理病叫做“香格里拉情结”。杜永彬说：“西藏壮美雄奇的自然景观和神秘神奇的人文景观和西藏文明对西方人一直具有魔幻般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人。由于地理、文化和语言的阻隔，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和西藏文明如雾中花，水中月，难见本质和真谛。这反而成了西藏对西方人的吸引力和诱惑力，由此而使西方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

  杜永彬的逻辑由此展开：正因为西方人的情结作祟，导致他们对西藏产生全面的“误读”。杜永彬列举的“误读”的表现方式包括：1、对西藏概念的误读；2、对藏民族的误读；3、对西藏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误读；4、对藏传佛教误读；5、对西藏政治和中国西藏政策的误读。

  在一口咬定西方人处处“误读”的前提下，杜永彬继续分析西方人“误读”西藏的主客观原因。例如，西藏信息源的缺陷，认识和价值观因素，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语言障碍，精神的需要。总而言之，一切都是西方人自身的问题，他们有情结作祟，有种种认知缺陷，所以在解读西藏的问题上犯了大错。

   ◎ 西方人真的不懂西藏吗？

  尽管中国和西藏世世代代比邻而居，但很遗憾，追溯藏学的历史源头，只能追溯到西方去。国际藏学界一般认为，藏学诞生在19世纪30年代，创始人是匈牙利藏学家乔玛。但对西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那时欧洲天主教教士进入西藏传教，他们学习研究藏语，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调查，介绍藏族历史、宗教、民俗等情况，这是欧洲对藏族研究的开端。到20世纪中期以后，藏学研究进入繁荣期。

  去年西藏骚乱时，有350位西方藏学家和学者一齐站出来，发出《致胡锦涛主席的公开信》。这些西方藏学家以自己的学术专业资格来发言：“我们的专业在于了解西藏的过去与现在﹐文化与社会；对于事态的最近发展﹐我们不能不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我们呼吁当局即刻停止使用武力对付中国境内的西藏人民﹐立即停止对西藏不同观点的各种形式的压制﹔……”

日内瓦会议上，流亡藏人桑杰嘉、茉莉和香港杂志编辑蔡姐合影。

  西方藏学之繁荣，不只是有大批研究藏学的学者，有规模很大的藏学机构，关于西藏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还有媒体的采访自由、出版言论自由，使西藏问题引起公众持久的兴趣。西方的学校把藏学和佛教都列为选修科目，包括笔者任教的瑞典学校，孩子们可以从图书馆和网络上查阅一切关于西藏的资料，以多元的视角组织专题讨论。据笔者观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以欧美为主的世界支持西藏运动，其成员大都是富有理想、求知欲强的年轻人。

  由此可见，杜永彬先生把西方人对西藏的同情和支持，归咎于西人的无知，显然是很不公道的。但杜先生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即他不太用“阴谋论”来谴责西方，不像那些信口雌黄的中国人，硬说西方国家的战略是要利用西藏独立在地缘上从背后包围中国，以控制西藏的自然资源云云。杜先生至少看到，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民意基础，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意基础决定了政府与媒体的价值取向。

      ◎ 关注西藏始于人道救助活动

  那么，被中国官方学者回避、掩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追溯到西藏人流亡之初期。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逃亡到印度，和追随他的藏人一起，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时期。印度的贫穷饥荒，以及酷热的气候引发的疾病，夺去不少流亡藏人的生命。那时，除了印度政府给处于困境的藏人提供帮助之外，西方具有利他精神的各志愿组织开始给予人道支持。

 西方人对西藏的关注源于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之初

  在西方各国政府尚未重视流亡藏人的困境之时，西方民间组织已经纷纷展开人道救助。达赖喇嘛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最先伸出援手的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莫理士．弗利德曼，这位犹太人提出建立儿童村的计划。其次是瑞士红十字会的鲁提，此人以无比的热情，任劳任怨地为流亡藏人服务，使大部分难民享受到基本的医疗照顾。当时，有二百个藏族孤儿被瑞士人家庭所收养，还有上千的成年难民开始向西方国家移民。

  从政治和法律上最先支持西藏的，是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又称自由法学家同盟）。该委员会在达赖喇嘛定居印度后，立即组织了法律调查小组，根据流亡藏人提供的证据，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中共触犯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十六项条款，在西藏进行了种族灭绝的罪行。1989年3月，西方第一位以政府官员身份会晤达赖喇嘛的，是法国人道行动国务秘书法国人贝纳-顾西内，此人曾创建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民间组织“无国界医生”。

  由此可见，西方人之所以同情支持西藏，源于他们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维护正义、帮助弱小和捍卫人权的原则。这个活动后来蔚为大观，在全世界产生了几百个支持西藏的民间组织。达赖喇嘛曾经感动地说：“获得工业先进国家的人民免费提供我们支持的经验，更坚定了我对宇宙责任的基本信念。……许多人了解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大家应以兄弟姐妹相待的道理，全人类共同的进步才有可能实现。”

   ◎ 东西方文化互补和宗教交流

  除了对他人苦难的同情、人道精神和正义感之外，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还与文化、宗教和环境等各方面因素有关。上个世纪的两次大战给西方人留下了创伤，在科技物质发展的同时，他们在对战争进行反思，寻找新的精神资源。

  藏传佛教中的和平主义在此时受到西方人的重视。佛陀生于树下和树下成觉的故事，开启了佛家的普世之爱。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理念，基于对有情众生的关爱，以及对一切生命的尊重。西方基督教人文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都寻求与东方文化对话，流亡中的达赖喇嘛和西方宗教界和世俗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由于西方人自身的战争经验，他们反对他人对弱势民族的占领，因此很同情为自由而奋斗的西藏人。例如，曾被纳粹占领过的荷兰人说：“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和蔓延，我们应对此进行干涉。”很多荷兰人因此为“国际支持西藏活动组织”捐款。达赖喇嘛的法律顾问范普拉赫就是荷兰人，他从12岁起便帮助西藏受难者，成年后著有《西藏的地位》一书。

  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流亡美国的波兰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于1995年致信首届藏人作家大会：“请接受我这简洁的同情的话语。我长期生活在流亡中，因而理解你们的问题和希望。你们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拥有朋友，请相信：你们在孤独和隔离中所写的作品，有一天终将被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认识和记忆。”

 支持西藏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

  美国著名诗人金斯堡是反越战一代的领袖，他后来转向东方文明踏上精神之旅，于1962年印度朝圣拜见了流亡中的达赖喇嘛。金斯堡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西藏人，他大声疾呼说：“联合国，你应当搬到喜马拉雅山来！明年夏天的联合国会议，应当讨论西藏问题！红色中国要派穿裤子的代表来！达赖喇嘛也要派披袈裟的代表来！”

  西方的诗人和作家超越民族国家关心西藏，艺术家和演员从藏传佛教中寻找心灵的滋养。西方还有大批犹太知识分子皈依佛教，被称为“犹佛”。今天美国大学宗教系的佛学教授，不少是犹太人，他们支持西藏是因为有同命运之感。

  藏传佛教对西方科学的影响也不可估量。例如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就吸收了藏传佛教的教义，创造了他的“治疗灵魂”的心理学理论。西方物理学家还从藏传佛教吸取哲学方法，藏传佛教的自然科学部分也被西方人所认识。因此，这个东方宗教能够在科技现代化的西方遍地开花。

  不仅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西方信徒要捍卫佛法，那些从西藏文化中受益的西方人同情西藏，还有西方的环境保护人士也相信，只有西藏人能够自己管理自己，那片高原的自然环境才会得到有效的保护。此外，自由社会对专制主义的反感，也使西方人很自然地站在西藏一边。

   ◎ 充满正义人道精神的民间运动

  由此可见，把西方人支持西藏的原因，仅仅归结于“香格里拉情结”，是何等的浅薄和无知。我们不否认西方社会对西藏存在着某种“误读”，但更要承认，西方人对西藏文明的研究比中国人更严谨、更深入全面。我们也不排除某些西方人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而支持西藏，但就整个国际支持西藏运动而言，这是一个充满正义性和人道精神的民间群众运动。

   由于中国文化有阴暗的一面，例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多中国人不相信西方人会有这么正直高尚，因此，中共官方都把西方民间的个人行为，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框架里，视为“反华阴谋”，做出歪曲性的解读，很容易蒙蔽一般中国人。多年来笔者参加国际支持西藏运动，因此深知，对西藏人的同情在西方已深入人心。从这一点看，中国共产党政府继续压迫西藏人，就是把自己放在和整个西方民间社会作对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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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九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