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海归的精神与使命
------ 读朱偰先生《天风海涛楼札记》有感
读了留德前辈朱偰先生的《天风海涛楼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6月,ISBN 978 - 7 - 101 - 067200),感慨万千。 《天风海涛楼札记》是朱偰先生于1947、1948 两年为《中央周刊》专栏所写的文章总名。 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朱偰先生又写了一些札记性文字,后将这些新写的札记与已经在《中央周刊》和重庆《新民报》上部分文章汇为一集,统名《天风海涛楼札记》。
1929年夏,朱偰先生由北京大学毕业,考取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当时的柏林大学以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最为发达,费希特、黑格尔、康德等都先后在那里执教过。朱偰先生学经济,专治财政。几年的留学生活,朱偰先生所交游者,多为文学之士,如滕固、冯至、徐梵澄、蒋复璁、姚从吾、王光祈、朱自清等,据他的札记,他在柏林的寓所,成了当时华人学者的文艺沙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应德国东方艺术会邀请,到柏林演讲《中国绘画六法论》的刘海粟,并终生成为至交。
我把朱偰先生他们称为中国第一代海归(清末民初),他们回国后为中国各领域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第一代海归怀有典型中国知识份子的家国理想,他们的使命感和命运都化成了血液,融入了祖国的独立、民主、富强。
第一代海归,像朱偰先生他们在欧美的经历,获得的最大财富恐怕不仅仅是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形成和体现了一系列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 朱偰先生留学德国,学习德国精神,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德国这个国家,在文化守护和民族记忆上是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所以朱先生的这种精神,也不能说和他的留学生活没有关系。 这种精神就注定了朱偰先生后来成为“右派”、 称为“一个城市的保护神”。
朱偰先生193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33年任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后入国民政府财政部。1949年以后,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 1957年朱偰先生因为保护南京古城墙而被打成“右派”,戴着那顶沉重的“右派”帽子,朱偰先生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种地、割麦、垒猪圈、拉板车样样都干,一两个月不回家那是常有的事。在这种长时间的孤立、寂寞、孤独的情况下,唯一能使他忘却痛苦的就是写作。 文革爆发,朱偰本人遭受批斗、游街、写检查书、认罪书,被人任意打骂。因难以忍受非人的残酷折磨,朱偰先生于1968年7月15日含冤、含恨、愤而辞世,终年61岁。
1978年,在追悼朱偰的大会上,终生至交刘海粟先生送去的挽联:“真理长存,铁骨丹心昭百世;是非论定,文章经济耀千秋。”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的海归,以钱学森为代表,他们的使命感和命运都化成了血液,融入了祖国的“科技强国梦”。 1950初期,中国的一切都百废待兴。当年的2500多名海归,最终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科技兴盛紧密结合,注定他们要放弃舒适的欧美生活,用他们的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来完成他们的海归使命。
如果把中国当作祖国,在国内的人,你可以嘲笑甚至可以辱骂钱学森在大跃进时“卫星上天”的行为,“亩产几十万斤”的超左谎言,但是,我们这些滞留在欧美的人,根本没有半点资格,尤其那些曾经是公派留学生,花费过国家钱财的人。
写于2009年11月8日,德国班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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