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盛友

日前美國總統奧巴馬說，伊朗等違反或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國家不在美國政府承諾不使用核武器的對象國之列。伊朗方面認為，奧巴馬上述言論意在威脅伊朗，暗示可能對後者動用核武器。奧巴馬認為，如果恐怖分子得到核材料或核武器，那將是美國面臨的最大的單壹安全威脅。核安全峰會閉幕，中國仍對伊朗采取“雙軌”策略，北京在制裁伊朗問題上沒有改變以往的態度，胡錦濤並沒有給予奧巴馬希望得到的支持。

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希望什麼？

西方人希望有壹個對手，如果沒有對手，西方人反而感到恐懼和憂慮。冷戰結束了，美國人正在尋找對手。我們應該承認，美國是壹個自由國家，在那裏，人民享受自由，也珍惜自由，我們應該明白，美國的自由需要壹個強大的外部敵人，如果美國沒有外部強大的敵人，美國就很難維持內部的和平。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沒有外部敵人，美國人只好在自己內部找自己人成為自己的敵人。

“我們應該怎麼辦？”

1920年1月，韋伯在慕尼黑市政廳會議室與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 1880 - 1936）辯論：“博士，您提出的最終歸宿是在何處呢？您的論述中說到，中國就是處在壹種被文明化所倦怠了的那種後期階段。但是即使這樣的話，中國軍閥們是以戰爭來自殺，而處在青年階段的德國文化中的那些和中國的軍閥們處於相類似的地位的壹些閣下們，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後，卻寫起了戰爭回憶錄。總之，中國人的觀點，在我的眼中是站在高於人類的巔峰的立場上，處於壹種優越的地位。”

韋伯夫人介紹當時的辯論時說：“韋伯的批評非常小心，盡量使用最有風度的批評語言。他對別人不同於自己的思想的尊重，使他的批評能為人所接受。……斯賓格勒在自己的思想框架逐漸被人駁倒的時候，倒依然能保持紳士風度，尚能自我控制。不過辯論者發現，對斯賓格勒基本論點的看法，大家誰也說服不了誰。”

年輕的聽眾個個被辯論者豐富的知識所淹沒，但沒有人找到答案，都留下壹個共同的問題：“我們應該怎麼辦？”

二十世紀的歷史證實了兩位思想家的預言，西方壹分為二：自由資本主義體制（英法等）；專制獨裁體制（共產主義蘇俄和納粹德國）。

西方人，尤其是德國人讀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Band 1: Wien 1918, Band 2: München 1922) ，沒有中國人讀時那麼興奮，他們更多的是帶有憂患意識，或者說《西方的沒落》讓他們進壹步“沈醉”於憂患意識中。德意誌的歷史本來就是壹部憂患意識的歷史。

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 －2008）是斯賓格勒的壹個“病人”，服藥病治療好後，他當醫生給美國開藥方，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壹書中卻沒有提出多少新穎獨到的理論觀點，他的解釋基本上是在炒斯賓格勒的冷飯。但是，因為有亨廷頓，西方人逐漸認識到，東方（尤其中國）不是那麼野蠻和蒙昧，西方人更加認識到，文明就是挑戰，西方人更加明白，懂得挑戰更要懂得應戰，失去挑戰的文明，不能應戰的文明都會衰落。

西方人認識到，但是奧巴馬不承認，戰後核武器的擴散正是美國的霸權主義造成的。美國把自己與聯合國、與全球其他國家的利益對立起來，導致核擴散屢禁不止。所以，某些恐怖分子也在揚言，他們需要核武器或生化武器的唯壹目的，就是要攻擊美國。

如果套用韋伯的話，那就是美國自己培養了自己的殺手，美國將來如果真的以核武來自殺，誰來寫回憶錄呢？

寫於2010年4月15日，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