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盛友

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伊朗等违反或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不在美国政府承诺不使用核武器的对象国之列。伊朗方面认为，奥巴马上述言论意在威胁伊朗，暗示可能对后者动用核武器。奥巴马认为，如果恐怖分子得到核材料或核武器，那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单一安全威胁。核安全峰会闭幕，中国仍对伊朗采取“双轨”策略，北京在制裁伊朗问题上没有改变以往的态度，胡锦涛并没有给予奥巴马希望得到的支持。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希望什么？

西方人希望有一个对手，如果没有对手，西方人反而感到恐惧和忧虑。冷战结束了，美国人正在寻找对手。我们应该承认，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在那里，人民享受自由，也珍惜自由，我们应该明白，美国的自由需要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如果美国没有外部强大的敌人，美国就很难维持内部的和平。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没有外部敌人，美国人只好在自己内部找自己人成为自己的敌人。

“我们应该怎么办？”

1920年1月，韦伯在慕尼黑市政厅会议室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 1880 - 1936）辩论：“博士，您提出的最终归宿是在何处呢？您的论述中说到，中国就是处在一种被文明化所倦怠了的那种后期阶段。但是即使这样的话，中国军阀们是以战争来自杀，而处在青年阶段的德国文化中的那些和中国的军阀们处于相类似的地位的一些阁下们，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后，却写起了战争回忆录。总之，中国人的观点，在我的眼中是站在高于人类的巅峰的立场上，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

韦伯夫人介绍当时的辩论时说：“韦伯的批评非常小心，尽量使用最有风度的批评语言。他对别人不同于自己的思想的尊重，使他的批评能为人所接受。……斯宾格勒在自己的思想框架逐渐被人驳倒的时候，倒依然能保持绅士风度，尚能自我控制。不过辩论者发现，对斯宾格勒基本论点的看法，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

年轻的听众个个被辩论者丰富的知识所淹没，但没有人找到答案，都留下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二十世纪的历史证实了两位思想家的预言，西方一分为二：自由资本主义体制（英法等）；专制独裁体制（共产主义苏俄和纳粹德国）。

西方人，尤其是德国人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Band 1: Wien 1918, Band 2: München 1922) ，没有中国人读时那么兴奋，他们更多的是带有忧患意识，或者说《西方的没落》让他们进一步“沉醉”于忧患意识中。德意志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忧患意识的历史。

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 －2008）是斯宾格勒的一个“病人”，服药病治疗好后，他当医生给美国开药方，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却没有提出多少新颖独到的理论观点，他的解释基本上是在炒斯宾格勒的冷饭。但是，因为有亨廷顿，西方人逐渐认识到，东方（尤其中国）不是那么野蛮和蒙昧，西方人更加认识到，文明就是挑战，西方人更加明白，懂得挑战更要懂得应战，失去挑战的文明，不能应战的文明都会衰落。

西方人认识到，但是奥巴马不承认，战后核武器的扩散正是美国的霸权主义造成的。美国把自己与联合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导致核扩散屡禁不止。所以，某些恐怖分子也在扬言，他们需要核武器或生化武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攻击美国。

如果套用韦伯的话，那就是美国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杀手，美国将来如果真的以核武来自杀，谁来写回忆录呢？

写于2010年4月15日，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