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精英的反叛和回歸
——淺談紮加及其“新學派”
茉莉
“他們過來了，這次要去坐牢了。”當西寧市公安局壹隊人馬沖進辦公室，藏族學者紮加（筆名學東，又譯學懂、雪懂）對妻子這樣說了壹聲，就被帶走了。這是4月23日，玉樹地震發生後不久，紮加正忙於救助他的藏族同胞，輔導受傷者。
在藏區救災期間發生的這次逮捕，使著名藏族學者紮加及其“新學派”開始為中文世界所知。由於紮加的著作及新學派的論述都是藏文的，中文讀者很少知道，這位在藏族年輕人中知名度很高的學者，是壹個很有爭議的人物。壹方面，紮加被人稱為“親中共官方的知識分子”，另壹方面，他與其他七位藏族知識分子聯名簽署公開信，呼籲玉樹地震捐款不要經官方管道，被中共官方控以“煽動分裂罪”。
認識紮加及其新學派，我們可以窺見壹代年輕的藏族知識精英，為了壹個苦難民族的救亡圖存，他們在痛苦的思考與探索中，所經歷過的錯綜復雜的思想軌跡——從反叛到回歸。
◎ 追隨更頓群培批判宗教傳統
幾位讀過紮加作品的藏族朋友告訴我，把紮加視為“親官方的知識分子”是不對的。那麼，為什麼紮加會有這樣壹個不太合適的頭銜？其原因在於，他的幾部影響很大的舊作，如《理性的呼喚》和《質疑者的勇氣》等，其中關於西藏宗教和文化的觀點，從表面上看來與中共的論調比較相似。
在上述作品中，紮加對藏民族的宗教文化從根本上持批判態度，幾乎是全盤否定，因而引起藏族傳統佛教人士的反感。作品大意是，由於佛教文明的傳播，藏人變得唯唯諾諾，消極出世，只顧來世的幸福，不在現世裏奮鬥，古代藏人的彪悍雄風被掃蕩壹空。寺院等級森嚴，普通藏民只能頂禮膜拜，沒有自己的獨立人格。
但是，紮加的批判和中共無神論的批判明顯不同，他的批判武器是從西方思想武庫裏拿出來的，是以現代價值觀作為出發點。例如，他把藏民族的歷史和西方發展史作平行比較，指出在西方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西藏人卻陷入教派紛爭。尤其是談到西藏傳統的政教合壹制度，造成藏民族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觀念的缺乏。
這種批判對於全民信教的民族來說有點驚世駭俗，但是，這在西藏歷史上卻不是首例。20世紀的前半葉，西藏有壹位著名僧侶、充滿傳奇色彩的西藏天才更頓群培。此人曾在印度研讀十幾年，得以從廣闊的視角審視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深感古老落後的體制是藏民族發展的絆腳石。為了西藏的復興，更頓群培從傳統中走出，采取了宗教內部揚棄的形式，反對西藏政教合壹的體制。
達/賴/ 喇嘛曾經評價更頓群培說：“是二十世紀的西藏民族史上具有與眾不同的學問和見識、非凡的智慧和思想遠見的開明人士。”可以說，更頓群培是西藏第壹個具有現代意識的人文主義知識分子，他既是偉大的學者和翻譯家，也是畫家和詩人，在藏族學術文化史上承先啟後。但和紮加們比較起來，出生於壹百年前的更頓群培顯然受到時代的局限，他批判宗教的思想武器是馬列主義的。1946年他從印度回到拉薩，箱子藏著壹張斯大林的畫像。
◎ 類似“打倒孔家店”與偶像破壞
更頓群培沒來得及看到西藏的淪陷就去世了，否則，曾參加“西藏革命黨”的他，也許會轉過身來參加反抗中共的藏民起義，以捍衛他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而紮加及其新學派的同仁，身處藏民族喪失自主權、被異族統治的時代，他們的痛楚和創傷更為深重，因此，他們的反思和言說也就更為離經叛道。
紮加們的這種叛逆性反思，源於對“落後就要挨打”的現實的認識。他們實在太希望藏民族能夠發奮圖強，能夠重新煥發出青春，因此愛之深，責之切，對本民族文化的保守弱點進行反省，其否定和批判也就異常尖銳。
對此，我們中國漢人並不陌生。中國壹百余年的近代史，自清軍入關到鴉片戰爭，中國逐漸走向衰敗。人們認為這是統治者長期推行孔孟之道的結果，因此，五四運動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五四先賢向傳統文化展開全面進攻，反對“名教綱常，君道臣節”。後來，陳寅恪先生標舉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則。
人類精神的歷史從來就不是盲從的歷史。在世界歷史上，西歐啟蒙主義運動的思想家，就曾反抗宗教勢力對人民精神的統治與束縛。尼采等“偶像破壞者”提出“重估壹切價值”，其重點就是重估基督教道德之價值。那些主張也許過於片面偏激，但我們必須承認，反叛本身就是壹個探索的過程。
聽說達/賴/ 喇嘛對紮加的觀點有這樣的評價；“因為紮加太熱愛這個民族，才會有這樣比較偏激的觀點”。這句話在海外藏人中流傳，雖然未經證實，但我相信這位思想開明的藏傳佛教領袖，會這樣認識理解紮加等年輕壹代。壹個沈澱厚重的文明，應該能容忍並接受壹些幼稚而偏激的批判之聲。
◎ 在零八僧侶抗議後向佛教傳統致敬
紮加等人的簡單偏頗之處很明顯，他們只看到藏傳佛教的消極保守之處，沒有看到佛教作為壹個偉大的宗教，不但創造了燦爛的藏族文化，更在藏民族的生存延續之中起著凝聚力的作用。即使在西藏被中共統治了半個世紀的今天，佛教仍然具有巨大的向心力，成為藏民族的壹面神聖的旗幟。
同時，紮加們也忽視了藏傳佛教自我更新的能力，例如十九世紀興起於西藏的“利美運動”，就提倡以開放的心態，舍棄各教派之間的藩蘺。現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五十年來壹直就在進行自我改革，從傳統的政教合壹走向現代民主化。
2008年，西藏爆發抗議運動，寺院的僧侶走在示威的最前列。這次事件震驚中外，被視為藏民族精神的轉折點。紮加因此認識到佛教的另壹個面向——人間關懷與社會參與，認識到僧侶在捍衛本民族權利上的積極作用。驚喜地發現藏民族在覺醒，他開始改變過去全盤否定佛教的偏激觀點。
四十五歲的紮加受到自己良心的責備，因為，當2008年的西藏示威發生時，他因為恐懼，擔心丟掉自己的飯碗而沒有站出來聲援。後來他決定不再沈默，於是撰寫了《開天辟地——寫給藏歷土鼠年革命》壹書。這本藏文著作只印了壹千本，擺放在紮加妻子拉措的書店裏出售。該書出版後兩個月紮加就被捕了，他的妻子被公安傳訊，書店被強行關閉。
據讀過該書的藏族朋友說，該書從理論上總結了“西藏零八和平抗爭”，探討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可行性，提倡用和平的方式來爭取西藏獨立。紮加認為，只要拿出吐蕃贊普（松贊幹布）時期的英勇精神來抗爭，西藏的獨立並非是幻想。
除了這部令中共當局恐懼的新書之外，紮加還有另壹個嚴重的罪名，他和幾位藏族知識分子壹起發表的藏語公開信。在哀悼地震死難者的同時，他們批評當局封鎖災區的做法，痛斥中國政府“何處沒有貪汙和據為己有的惡習”，呼籲大家自行派遣人員為災區捐贈。
回顧紮加們所經歷的思想軌跡，我們看到西藏的現代性與傳統性之間的沖突。當叛逆的紮加們開始向本民族傳統致敬時，他們對傳統已經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做出了壹種更深層次的解讀。這種反叛和回歸的過程，使博大精深的藏傳佛教受到年輕壹代的挑戰，從而產生自我揚棄與自我完善的動力，給藏民族帶來更大和活力與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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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開放》雜誌2010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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