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刘晓波面对的法律和荣誉

国际著名法学者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 1878-1949）先后担任过德国国民议会宪法制定委员会委员和司法部长，负责起草《保卫共和国法》、《关于陪审员和陪审法官补偿法》、《关于妇女任司法官与职业法官特准法》、《德意志通用刑法典草案》等。

法的3种价值

根据拉德布鲁赫的看法，法的最高目的或价值数目限定在3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超个人主义的价值和超人格的价值 —— 或者说：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和作品价值（Werkwert），还可以说：自由（Freiheit）、全体（Gesamtheit）和共同体（Gemeinschaft）。不过，作为法的可能目的，这3个价值之间是有冲突的。这3 个法的最高价值之间不存在科学上可加以证成的位阶。故此，立法者（当然也包括政治家）必须在其中作出抉择。

1946年，拉德布鲁赫在《南德意志法律家报》（Sueddeutsche Juristen-Zeitung）上发表《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一文，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这篇文章不仅仅非常清晰地确立了拉德布鲁赫新获取的立足点，而且更主要的是，该文为当时的司法审判提供了一个当下可实际操作的解决（众多疑难案件的）办法。其内容大体可作如下概括：在法律的不法与虽内容不正当但仍属有效的法律这两种情况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不可能的，但最大限度明晰地作出另外一种划界还是有可能的：凡正义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实在法制定过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认的地方，法律不仅仅是“非正确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质（Rechtscharakter，法的资格）。因为我们只能把法，也包括实在法，定义为不过是这样一种制度和规定，即依其本义，它们注定是要为正义服务的。按照这个标准衡量，纳粹法的所有部分都从来没有达到过有效法的庄严地步。

五分钟法哲学

拉德布鲁赫的精粹短篇《五分钟法哲学》（Fünf Minuten Rechtsphilosophie，这篇文章当时曾在电台上播放过而影响广泛）比较集中概括地反映了他的思考。

第一分钟：对军人而言，命令就是命令。对法律职业人来说，法律就是法律。然而，当军人懂得命令的目的在于犯罪或违法时，他有义务和权利中止服从；但自从大约一百年前最后一批自然法学者从法学家群体中消逝以来，法律职业人就再也认识不到法律的效力和臣服法律的相同例外。法律之有效，只因为它是法律；而且，只要在一般情况下有权力来贯彻执行的话，它就是法律。对法律及其效力持上述观点（我们称之为实证主义学说），使法律职业人连同整个民族均无自卫能力，来抵抗如此专横、如此残暴、如此罪恶的法律。（按：此处指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法律）它们最终把法与强权等同起来：哪里有强权，哪里就有法。

第二分钟：有人想以下一句话来补充或取代上述的一段话：凡对人民有利的，就是法。这意谓着：任性、背约、违法，只要对人民有利，就是法。这实际上是说：掌握国家权力者自认为对社会有益的事，独裁者每一次的突发奇想和喜怒无常的脾性，没有法律和判决的惩罚，对病弱者的非法谋杀，如此等等都是法。还可能意味着：统治者的自私自利被当作为公共利益看待。故此，将法与臆造的或杜撰的人民利益相提并论，就把法治国家变成了一个不法国家（Unrechtsstaat）。不，不是必须声称，所有对人民有利的，都是法；毋宁相反：仅仅是法的东西，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第三分钟：法意图趋向正义。正义不过是指：不管是谁，一视同仁。如果谋杀政治对手的行为被推崇，谋杀异类的行为被愿求，以相同的行为对待自己志同道合之人，而处以最残忍、最羞辱的刑罚时，这既不是正义，也不是法。一旦法律有意拒绝去趋向正义，譬如根据任性承认和否认人权，那么这样的法律就缺乏有效性，人民对此就不承担服从的义务，法律职业人也就必须鼓起勇气，否定这些法律具有法的本性。

第四分钟：的确，除了正义，公共利益也是法的一个目标。的确，法律，即便恶法也还总有某种价值 —— 对法保持怀疑的价值。的确，人的不完善性不会总能将法的三种价值即公共利益、法的安定性、正义和谐地统一起来。故此，人们只能权衡：要么为了法的安定性而宣扬恶的法律、有害的法律或不公正的法律有效，要么因为法的不公正性或危害公共性而否认其有效。必须给整个民族和法学家的意识本身深深打上这样的烙印：可能有些法律，其不公正性、公共危害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的效力，它们的法的本性必须被否定。

第五分钟：也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则，它们的效力比任何法律规则更强而有力，以至于，一项法律，若与它们相矛盾，就变得无效。人们将这些基本原则称为自然法或理性法。确实，它们在具体方面还包含若干疑点，但几个世纪的努力已经塑造出了这样一个稳固的实体，而且广泛协调地融于所谓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之中。至于说它们的某些方面，也还只能由于有心里的疑问而保持怀疑。在宗教信仰语言里，相同的思想以圣经的两句话写下来。其中一句写着：应当顺从掌握你们权柄的人。另一句写着：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 这不只是一个虔诚的愿望，而且也是一个有效的法的规则。不过，这两个圣经语句之间的紧张关系（张力）不能通过第三句话来化解，比方说通过箴言“恺撒的事当归给恺撒，神的事当归给神”来化解，—— 因为这句箴言使人对（神俗）界限表示怀疑。更确切地说：应该诉诸上帝的声音来解决，而上帝声音只是面对特殊的情况在个人良心里向人宣示。

这就是拉德布鲁赫为判断“法律的不法”所提出的著名公式，人们把它简称为“拉德布鲁赫公式”（Die Radbruchsche Formel）。后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曾多次利用这一公式来处理涉及对“法律的不法”和“非法”（Nicht-Recht）进行判断的疑难案件。

恶法非法

1949年班贝格(Bamberg)地区高级法院判决案：被告决定摆脱她的丈夫 —— 一个长期服役的德国士兵，因为其丈夫在探亲期间向她表达了对希特勒的不满。1944年，被告向当局告发了其丈夫的言论，并出庭作证，军事法庭根据纳粹政府1934年和1938年发布的两部法令，判定该士兵犯有发表煽动性言论罪和危害帝国国防力量罪，处以死刑。经过短时期的囚禁后，他未被处死，又被送往前线。战后，被告和军事法庭的法官被交付审判，检察官根据 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239条，起诉二人犯有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1949年班贝格(Bamberg)地区高级法院在二审中判定涉案法官无罪，但被告罪名成立，因为她通过自由选择，利用纳粹法律导致了她丈夫的死亡和监禁，而这些法律“违背了所有正派人士所持的健全良知与正义感”。

1951年的《哈佛法律评论》报道了这个裁决，此后，该案例对全世界的司法一直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的确应该感谢《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即“恶法非法”的拉德布鲁赫公式：通常情况下法的安定性应居于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动摇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与正义的冲突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律已经沦为“非正当法”（unrichtiges Recht），法律就必须向正义屈服。

班贝格法院的判决推理与拉德布鲁赫公式是一致的。

刘晓波面对的法律和荣誉

《零八宪章》起草后，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12月9日被监视居住。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中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一审判决书指控刘晓波在《观察》、“《BBC中文网》等境外网站上发表《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多面的中共独裁》、《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等“煽动性”文章，“造谣、诽谤”中国政府。刘晓波还在《零八宪章》中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主张，试图“煽动颠覆”中国政府。2010年2月11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刘晓波的上诉，维持对他的原判。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始现于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内容为“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另根据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犯本章之罪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根据第五十六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2003年7月，李建强律师等公共知识分子公开建议废除或修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在中国大陆，涉及该“罪名”的人员成千上万，其中，除了刘晓波以外，被判重刑（十年以上者）的有：王小宁，2003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任自元，2006年3月，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谭作人，2010年2月9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10年6月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至今说了很多废话，也说了很多错话和不应该说的话，但是，我坚信，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言论将载入史册。（2009年12月23日，刘晓波在狱中发表文章《我没有敌人 —— 我的最后陈述》，称其“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

面对刘晓波面对的法律和荣誉，我坚信，中国肯定有一天会废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肯定有一天会建立中国宪法法院。

写于2010年10月16日，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