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憲法第35條，廢除預審制

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

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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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憲法第35條，廢除預審制

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

――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公開信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1982年憲法第35條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壹條文28年不兌現，被黨政機關制定的“執行”細則所否定。這種原則承認具體否定的假民主，成為世界民主史上的醜聞。

2003年2月26日，胡錦濤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確地說：

新聞解禁、開放人民輿論陣地，是社會的主流意見和訴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決。共產黨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會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2010年10月3日美國有線電視臺CNN播出了訪談節目主持人法瑞德•紮卡利亞對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專訪。溫家寶回答記者提問時說：

言論自由對任何國家都不可或缺；中國憲法賦予民眾享有言論自由；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訴求不可抗拒。

根據憲法和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講話精神，我們僅就兌現言論出版自由之憲法權利方面陳情如下：

關於我國言論出版自由的現狀

我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名義上“當家做主”61年，但我們享有的言論出版自由竟不如回歸祖國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

回歸前的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總督管理這個地方，但港英當局給香港居民言論出版自由，不是空頭的，紙面上的，是落實的，兌現的。

1949年建國，人民歡呼解放了，當家做主了，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直到今天，建國61年，搞了30年改革開放，我們還沒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時代就有的言論出版自由。現在有些參政議政的書籍，要拿到香港出版，這不是回歸祖國的福蔭，是沿襲殖民時代的舊法。大陸人民的“當家作主”地位實在太窩囊。國家宣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實在太尷尬。

豈止普通公民，連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都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最近李銳遇到壹件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紀念文集》出版，原來收進了李銳1981年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紀念周小舟的壹篇文章，但出版的書中沒有。周小舟夫人打電話向李銳解釋：“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銳的文章。”連1981年發表在黨報上的舊作也不讓收進文集，真是荒唐至極！李銳說：“這算什麼樣的國家？！我大聲疾呼：新聞必須自由！扼殺公民的言論自由是完全違法的！”

豈止高級幹部，連國家總理都沒有言論出版自由！2010年8月21日溫家寶總理在深圳發表題為《只有堅持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講話。談到“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新華社21日通稿《開創經濟特區的美好明天 》，把溫家寶講話中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刪掉了。

2010年9月22日（美國當地時間）溫家寶總理在紐約與美國華文媒體和港澳媒體負責人進行座談，再次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溫說：“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我曾經講過，經濟體制改革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也不會徹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會得而復失。”溫家寶隨後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第65屆聯合國大會壹般性辯論發表題為《認識壹個真實的中國》的講話，其中也談及了政治體制改革。9月23日（北京時間）晚間，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以及新華社通稿報導這些活動時，只報導了溫家寶談及海外華人的處境、海外華文媒體的作用等內容，提及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都被過濾掉了。

這些事情，如果追究責任，絕對查不到具體人，這是壹只看不見的黑手。他們自知理虧違憲，通常以電話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發表、某事不能見諸媒體。打電話的官員不留姓名，叮囑執行者為其保密，但必須執行他的電話指示。這只看不見的黑手就是中宣部。現在是中宣部淩駕於黨中央之上，淩駕於國務院之上。試問中宣部有什麼權力封鎖總理的聲音？有什麼權力剝奪全國人民對總理講話的知情權？

我們的核心要求是取消審批制，改行追懲制

把憲法第35條言論出版自由變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墻上畫餅，是經過《出版管理條例》等具體執行細則來完成的。這些執行細則，槪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納的審批制。有數不清的清規戒律限制言論出版自由。制定新聞出版法，廢除審批制，已成為當務之急。

建議全國人大立即著手制定新聞出版法，廢除《出版管理條例》和地方當局管制新聞出版的那些條條框框。落實憲法第35條給予公民言論出版自由，從體制上看就是從黨政機關直接控制到媒體相對獨立，從“黨的喉舌”轉變為“社會公器”。因此，新聞出版法的立法基礎必須是實行追懲制，而不能再以“加強黨的領導”的名義強化審批制。所謂審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須經黨政機關的審查，批準了妳才能出版，不批準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所謂追懲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黨政機關報批，總編輯通過了就開印，出版發行完全自由。出版後如有不良後果和糾紛，政府再介入，根據法律判斷是非對錯。世界各國新聞出版法制的發展，走的是由審批制向追懲制過渡的道路。無疑，追懲制比起審批制是壹個歷史性進步，對推動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推動社會和諧歷史進步起了偉大的作用。英國早在1695年即廢除了預防檢查制。1881年法國廢除了預防檢查制，報紙、刊物出版前的手續僅僅需要壹份簡單的聲明，由報刊領導人簽署，郵寄共和國檢察院即可。我國目前實行的書報審查制度，比英國落後315年，比法國落後129年。

    我們的具體要求

壹、取消媒體的主管單位，由主辦單位獨立負責；真正落實出版單位的社長、總編輯負責制。
二、尊重記者，樹立記者 “無冕之王”的社會地位。記者報道群體性事件，揭發官員貪汙腐敗，是為民請命的神聖事業，應受到保護和支持。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機關隨意抓捕記者的違憲行為。追究謝朝平案的幕後操縱者，渭南市委書記梁鳳民必須下臺，以申黨紀，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體跨省進行輿論監察的禁令，保障中國記者在全中國領土上采訪報道的權利。
四、互聯網是社會信息和公民意見的重要交流平臺，除確實涉及國家機密的信息和侵犯公民隱私的言論之外，網絡管理部門不能隨意刪除網帖和跟帖，取消網特，取消“五毛黨”，取消對“翻墻”的技術限制。

五、黨史無禁區，中國公民有權知道執政黨的罪錯。批準在大陸印行《千秋功罪毛澤東》（辛子陵著）和《墓碑》（楊繼繩著）兩部書，報刊網絡可以公開討論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為重新評毛預作準備。
六、允許《南方周末》和《炎黃春秋》改制為民營報刊作為探路試點。報刊民營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歷史的教訓是：施政者與評議者高度壹體化，政府和媒體都姓“黨”， 自己搭臺唱戲，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難和民意溝通實現正確領導的。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大陸所有的報刊雜誌、廣播電視，從來沒有反映過真實的民意。黨和國家領導人耳邊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就既難發現、更難糾正正在發生的全局性的錯誤。執政黨和政府拿納稅人的錢辦媒體為自己歌功頌德，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允許的。

七、允許已經回歸中國的香港、澳門的書籍報刊在大陸公開發行。我國加入了WTO，在經濟上已經融入世界，企圖在文化上閉關鎖國，是違背改革開放的既定方針的。港澳文化是送上國門的先進文化，觀之於港澳報刊書籍備受群眾歡迎而益信。

八、轉變各級宣傳部門職能，由制定多少個“不準”，轉變為保障信息準確、及時、暢通；由幫助貪官汙吏壓制封鎖批評揭露的稿件，轉變為支持媒體對黨政機關發揮監督作用；由封報刊、撤總編、抓記者，轉變為對抗強權，保護媒體和記者。宣傳部門在黨內、在社會上名聲很臭，要做幾件好事恢復名譽。在適當的時機，可以考慮宣傳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迫切陳情，敬希亮察。

                                         2010年10月1日

發起人（23人）：

李  銳（前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中共十二屆中央委員，十二、十三屆中顧委委員。)
胡績偉（前《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新聞學會聯合會會長）
江  平（原政法大學校長、終身教授，七屆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

李  普（原新華社副社長）
周紹明（原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鍾沛璋（原中宣部新聞局局長）

王永成(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歐洲科學、藝術與人文研究院通訊院士)
張忠培（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原院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杜  光（原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郭道暉 (原《中國法學》雜誌社總編輯)
蕭  默（原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築藝術研究所所長）
莊浦明（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長）

胡甫臣 (原中國工人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張  定（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
於  友（原《中國日報》社總編輯）

歐陽勁 (香港《太平洋雜誌》總編輯)
於浩成 (原群眾出版社社長)
張  清（原中國電影出版社社長）

俞月亭 (原福建電視臺臺長、高級記者)
沙葉新 (前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現為回族獨立作家)
孫旭培（原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

辛子陵（原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
鐵  流（民刊《往事微痕》總編輯）

       法律顧問：

    宋  嶽（中國籍公民，美國紐約州執業律師）

簽名者：

謝盛友 （德國，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