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谁来为中国公民社会扫盲

先看一组数字：

中国财政部在《教育财政投入比例及与中低收入国家的比较》一文中指出，国家的预定预算占GDP4%，但是，长期以来教育财政投入比例一直很低，且低于世界同类国家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平均水平，无法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自2000 年开始，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 （简称人均GNI）代替GDP 把世界各国分成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四类。
以中国人均GNI 为例，中国的教育投资接近安哥拉、阿塞拜疆、喀麦隆、佛得角、刚果、吉布提、厄瓜多尔、埃及、格鲁吉亚、圭亚那、印度尼西亚、哈萨克、莱索托、摩洛哥、尼加拉瓜、巴拉圭、菲律宾、萨摩亚群岛、斯里兰卡、斯威士兰、乌克兰、瓦努阿图等22 个国家。

根据中广新闻网报道，台湾2011年的教育预算，超越防务经费，首度成为总预算支出最多的项目。台湾教科文支出编列3573亿新台币，占总支出20%，其次是社会福利的3469亿，至于防务预算2872 亿，占16%，排名第3。

根据德国统计局的资料，德国2007年教育科研经费占GDP8.4%，2008年GDP8.6%。

美国联邦教育部公布的资料，2012年度的教育预算是488亿美元，比起2011年度多了4.3%。

两岸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台湾走到今天，公民社会的成熟，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不能忽略的，第一是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第二是台湾教育的改进。两岸的根本差距在于教育，和土地是否真正私有制。

德国的新闻记者经常问我，中国到底什么时候能进入公民社会。我经常无法回答，于是，敷衍搪塞：“中国还在为公民社会扫盲。”

很少人知道晏阳初（1893－1990，英文名：Y. C. James Yen），现在的年轻人更不知道了。其实，晏阳初是改变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者。毛的“穷人群众路线”和“以农村包围城市”，都是从晏阳初那里批发来的。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

中国公民社会有希望

晏阳初海归后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回国后他首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期间采用圣经福音书编制刊行了《平民千字科》等教材。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当年3月他转到湖南长沙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他将长沙分为52个单位，发动400名小学教师以游行、散发传单等方式宣传平民教育。不久他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在长沙实验的全国识字运动，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验，取得了重大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毛泽东正是受到晏阳初思想的影响才觉悟要以简单、务实和经济的方式真正地“走群众路线”。

民国初期的《平民千字科》教材为中国人扫盲的贡献，是谁都无法磨灭的。毛泽东简单易懂的“老三篇” （《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全中国许多人都能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国家预算，教育投资，整体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是政府的事。“公民扫盲”是意见领袖的事。

晏阳初经过长期的考察和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问题主要是“贫、愚、弱、私”。而对于这样综合性的问题，进行单项的改造是不能奏效的。所以，他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绝大多数人（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建设公民社会。

哪位意见领袖效仿晏阳初，用简单易懂的非法律汉语改写《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若全中国人51%以上都读过这“新老三篇”，中国出现公民社会，路不遥远，至少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