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民主的同时提出了他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民主的理论。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即使政权发生转移，那也是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转移到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手中。也就是说，当两个政党竞争统治权的时候，政权从资产阶级的一个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手中。但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以后，消灭了阶级，所有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那个时候，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这就是说，马克思将以前的人类的文明社会看作是阶级的社会。从奴隶制社会经过封建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者不可能与被统治阶级实现民主。所以，只有消灭阶级以后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管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我们说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仍然没有实行有自由选举的民主制度的话，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所致。虽然过去讲得很多，而现在讲得很少的一句话就是要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思维是仍然存在的。另一方面，共产党也经常讲要警惕外部敌对势力的破坏渗透这样的话。也说要防止和平演变。也说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这样的话。这就是说，要走向共产主义，共产党必须绝对领导中国。如果实行民主，那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可能动摇。这种情况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换言之，如果不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引，走马克思鼓吹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可能早就实现了民主。这就是说，当马克思指明一条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确立了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这种思想和意识形态是单一的。如果实行民主制，就会出现竞争选票的情况。就会出现不同政党。这样就不能保证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经60多年，一直没有实行自由选举。根本原因也就在此。

现在，为了实现民主，也有许多人呼吁实行宪政。他们认为，虽然现在中国有宪法，那是一纸空文。根本没有实现宪政。他们主张的宪政大致与现在西方国家执行的宪政相同。但是，要建立这样的宪政也同样遇到很大阻力。这个阻力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的方式。也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也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被一部分人接受之后，他们建立政党。然后人们又在这个政党运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整个国家按照党国体制建立起来。这个体制与宪政体制完全不一样。如果建立宪政体制，那就要允许宪法具有最高权威。但是，由于整个国家为一个政党所建，自然就为这个政党所领导。如果允许宪法具有最高权威，政党的权威必然受限。政党权威受限后，就无法绝对领导国家。国家的体制必然会变。所以，当有人问究竟是党大还是宪法大的时候，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些人认为，执政党也要遵守宪法。这其实是没有弄清楚中国的国家体制所致。同时，如果我们说，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必须实行法治，法治也同样难以建立起来。一种具体表现是，当人们呼吁实行司法独立时，掌权者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司法机构自主权，但没有绝对的司法独立。司法工作也是政府工作。政府受共产党领导。所以，在确保党的领导前提下，中国永远不会实行司法独立的制度。

实现民主包括确保言论自由。但是，在中国言论自由也受到很大限制。如果你在网络上发表不同政见，就可能遭受行政的或司法的处置。如果你在公共场所发表不为统治者认可的言论，也可能遭受压制。甚至你为了反对腐败而发表自己的言论，也可能被认为破坏公共秩序而被惩处，如被劳教。这同样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国这种情况所拖累。也就是说，要确保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能走邪路，所有的公共言论都必须与国家的建设原则一致。必须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当人们呼吁建立民主制度的时候，连言论自由都无法保证。换言之，如果不是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建国，这个国家没有必要一定要要求人民认同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样，什么样的主张或许都可以提。实行言论自由就有可能。

所以，当中国的当权者坚持必须五不搞的时候，他们明白任何一个文明理性的社会应该实行民主。但是由于他们认为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于是，他们在实行民主这个事情上就退缩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的缘故。也就是说，假设世界上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或许早就实行民主了。但是，有的读者或许会提一个问题。这就是，马克思本人也是支持民主的。马克思说，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就会实现真正的民主或更高形式的民主。那么，为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建国反而无法建立民主呢？本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有一些问题。马克思在设想人类的将来社会时，总是依赖他自己的想象。这样的想象很多成为空想。有一些想象也是混乱的。所以，在今天，中国许多人希望推进政改。但是，实现民主看来还是没有希望了。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是个根源。至少在这里可以引用三种情况支持我的论点。

第一种情况是，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民主的时候并没有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的不够。他多数凭空想。有时甚至不负责任。他为了论证自己批判资本主义的可信性，就一定要树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面。他一方面猛烈批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构造一个实际上是凭空想象的共产主义社会。结果在民主理论的阐述上留下短板。例如，他说共产主义社会要建立民主制。但是，一旦实行民主制，就一定要进行选举。一旦进行选举，就可能出现不同政党。共产主义社会能否实行两党制？研究马克思理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要建立共产党，但是他并没有否认可以成立两个以上的共产党。这似乎看起来能够建立民主制。但是，在现实中，这是不现实的。如果出现两个共产党竞争权力，有一个共产党很可能指责另一个共产党是假共产党。由于共产党总是按照一个理念建立社会，坚持不同理念的共产党就会互相排斥。历史上，共产党与修正主义党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就说明这一点。所以，只能会有一个共产党。如果只存在一个共产党，共产党就不会容忍其他政党将国家引向其他道路。结果只能一个共产党专政。民主就无法实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自己也没有思考成熟。他说，共产主义将最先在几个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同时实现。也就是说，不可能一个国家先实现共产主义。不可能出现一个落后国家先实现共产主义的情况（实际上，列宁就在俄国实践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他认为，如果有人在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不会成功。但是，当巴黎公社成立的时候，马克思又支持巴黎公社。他还热情地赞扬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工人阶级的政府实行普选制。当然，实现普选制，就会有不同的候选人竞争。也可能出现不同的政党。对此，马克思并没有进一步发表看法。事实上，只要进一步分析当时的情况，就会很快发现，要准备走向共产主义，就必须依赖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掌握国家机器。要镇压反革命。这样民主自然很难实行。

第二种情况是，要先实行社会主义，以便准备往共产主义过渡。由于社会主义代表一种意识形态，社会中很可能出现其他意识形态。有可能有人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容忍一些民众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进程就可能逆转。也就是说，当人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需有一个政党负责监督推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政党实际上就是长期执政的共产党。这个政党必须始终掌握全部权力。这就不可能实现民主。所以，早在马克思以前，法国的思想家托克维尔（比马克思年长一辈的人）在1848年就曾经写道：“自由主义扩展个人自由的领域，社会主义限制它。民主将一切可能的价值赋予每个人，社会主义仅仅使每个人成为代理人。民主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只有一个字除外：平等。但是，请注意，民主寻求自由中的平等，而社会主义寻求限制和奴役中的平等”。（“Democracy extends the sphere of individual freedom; socialism restricts it. Democracy attaches all possible value to each man; socialism makes each man a mere agent.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have nothing in common but one word: equality. But notice the difference: while democracy seeks equality in liberty, socialism seeks equality in restraint and servitude.”(Oeuves complètes d’ Alexis de Tocqueville, vol. 9 (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1886), 546. Cited from F.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77) 换言之，社会主义意味必须实行专制。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社会主义无法与民主调和。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可能就保不住。实行社会主义，就一定不能实行民主。所谓社会主义民主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当局一直在说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六十多年了，建立民主制度十分艰难。早在建国以前，共产党就在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产生地方政府。建国以后，选举就没有能够进行。原因也就在这里。所以，笔者能大胆说，如果明天社会主义（当然，这种社会主义并非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消失了，民主就会轻而易举地立刻建立起来。如果坚持社会主义，一万年以后也不会有民主。这种局面恐怕连马克思自己都没有想到。

第三种情况是，马克思认为，人类建立的国家最终是要消亡的。国家是社会中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及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分析联系起来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所阐述。这个理论恐怕有误。和历史上那些坚持认为国家起源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原始征服的所有政治哲学家（包括大卫．休谟）一样，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论恐怕只能说成是政权起源论。也就是说，原始征服的结果只能是建立一个政权而非建立一个国家。当人们建立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的人民首先需要共同居住，需要在生产劳动中合作，以便进行劳动分工，需要发展自己的文化，需要共同创造条件以便整个民族能生存，甚至需要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意识。这些都是建立国家的必备条件。一部分人征服另一部分人往往不足以创造这些条件。或者说，一部分人征服另一部分人以后，要创造持久的建国条件，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也要融合。至少在文化上要融合。例如，历史上蒙古人征服中原，蒙古人征服者与中原被征服的汉人后来融合。后来来自满洲里的鞑靼人征服者也与汉人融合。最初人们建立一个政权。建立政权时，其实完整的国家并没有建立起来。后来在文化融合过程中，国家才逐步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虽然最先征服的时候，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利益是对立的，后来逐步产生共同利益。这样才逐步形成国家。所以，如果人们认为，国家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建立起来，人们比较容易接受民主制。也就是说，如果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具有共同利益，而阶级的差别并非十分重要或在所有方面产生影响，人们会认为，不管哪个政党执政，都代表人民利益，人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民主制。相反，当中国的执政党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共产党下台意味被打倒的阶级重新上台时，它就很难接受民主制。共产党的领导者不愿意搞西方的民主制，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共产党代表劳动阶级。如果实行民主，就不能保证能够防止资产阶级上台。为了保住国家的国体不变，政体也基本不能变。这也是政改举步维艰的一个深层原因。

但是，本人认为，中国政改困难的原因与其说来自执政党或统治者，倒不如说来自马克思。原因是马克思的理论有误，而同时，马克思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仍然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包括马克思的追随者列宁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具有影响力。当外界看见中国的政府内的少数开明的掌权者和一些社会上的主张民主和宪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呼吁政改的时候，人们对政改如何进行的争论也说明这种情况。例如，少数掌权者看到现在中国社会的矛盾几乎到了一个临界点。政治改革具有紧迫性。例如，有少数政治家公开表示，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可能得而复失。但是，如何改？他们又无法明确说明。他们也拿不出可行的方案。有的人主张，必须实现宪政。但是，如何保证共产党始终居于领导地位？人们也无法拿出可行方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政改方案几乎与实行民主制相同。但是，这种方案又绝不是执政党所要的。因此，当人们为中国的政改不能顺利进行而苦恼的时候，人们或许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问题来自马克思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