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莫將南方粥當毒蘑菇

《新京報》刊登過壹篇散文《南方的粥》，文章寫道：“壹碗熱滾滾的砂鍋粥，來自南方大地，剛端到桌子上的時候，粥還在裏面翻滾，滾燙，它似乎也有壹顆勇敢的心，在冷的夜裏，張嘴都是白氣，塵世折騰，惟有溫暖與這碗粥不可辜負。壹碗粥，告訴我們安慰和愛的力量。”

目前，在中國主要微博網站上，“南方粥”已經成為敏感詞匯，無法搜索。根據媒體報道，《新京報》刊登的《環球時報》社評，比中共中央宣傳部指令刊登要求的“規定動作”晚了24小時。該報紙遭到中宣部點名。 “新京報”以及“戴自更”在中國國內互聯網上均成為敏感詞，《新京報》的微博賬號也被封鎖。隨後“新京報”雖被解封，讀者可以看到，搜索“新京報”時，無法閱讀到微博上眾多針對這次社評事件的評論。而搜索“戴自更”時，更出現“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的字樣。

在民主社會裏，公民社會的權力結構是三權分立的，以保證權力分散和相互監督，以保證老百姓不受掌權者的傷害和侵犯。但是，這還不夠，因為能參與三權的人數畢竟還是很少的。人數少，就有可能壟斷。因此，催生出了第四權，就是新聞輿論自由。有了新聞自由，才能有公民的知情權、輿論權，從而才有真正的監督權。從互聯網誕生以來，這個第四權又被極大地擴張了。從全世界的實踐來看，有了互聯網，民眾有了直接參與新聞輿論的自由，從而直接行使的監督權，甚至有了直接的發動和組織的手段。互聯網給予社會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了傳統的新聞輿論監督的第四權。每壹個人都可以向全世界發出他的聲音，發出他的不同見解。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輕易地尋找，集合他的誌同道合者，組織起來。網絡成為壹種力量。

現在的Facebook, Twitter, Google, YouTube等, 在中國大陸是被禁止使用的。壹個真正有新聞自由的國家，應該有真正的網絡自由。

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是納粹德國時期的宣傳部長，被稱為“宣傳的天才”，以鐵腕捍衛希特勒政權和維持第三帝國的體制。戈培爾的名言“謊言重復壹千次就成為真理”（德文：Man muss eine Luege nur oft genug wiederholen, damit sie zur Wahrheit wird. ）。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力無所不管，壹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誌為轉移。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無所不管，從報紙到雜誌，從廣播到電影，刊登什麼播放什麼，什麼時間段等，都由宣傳部決定。

納粹政權指定“政治學習”的作品：《不要相信狐貍，不要相信猶太人》（Trau keinem Fuchs auf grüner Heid und keinem Jud bei seinem Eid – Ein Bilderbuch für Groß und Klein ，1936, Elvira Bauer）和《毒蘑菇》（Der Giftpilz ，1938, Ernst Hiemer und „Fips“)

宣傳的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手裏。納粹上臺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壹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壹臺收音機。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大夥在壹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凈的自由都沒了。而且，許多廣播節目被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

即使廣播的時候妳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 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妳的耳朵裏。從這個角度而言，納粹政權確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當時，沒有哪個國家有德國那麼密集的無線電覆蓋度。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致入微。當過新聞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 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裏，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壹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布，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 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壹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 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堂堂第三帝國的教化和宣傳部就如黑幫壹樣偷偷行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道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秘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泄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泄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

“南方粥”既沒有“泄露國家機密”，又不是“毒蘑菇”，何必使之成為敏感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