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家是上海弄堂房子客堂间隔出来的一半。父母不是那半间房的户主，那是父亲在上海的小姑让我们临时住着的。那么小就已明白什么是寄人篱下，懂事地叫姑奶奶“阿娘”（宁波话的奶奶）。

　　客堂间唯一的窗对着天井，天井有着很高的围墙，所以屋子里总是暗暗的，白天常常都需要开灯。冬天阴冷阴冷的，只有夏天舒服。

　　在那个家“临时”一住就是十多年。

　　记得那时候最害怕的是老鼠，除四害怎么也除不完，晚上明目张胆地出来游荡。有一次半夜被老鼠的打架声吵醒，一睁眼，一只如小猫般大的老鼠正蹲在我枕头边上瞪着我。我吓得跳起来，它即刻也逃得无影无踪了。可能它受的惊吓不亚于我呢。

　　印象很深的还有隔壁女孩的哭声。那女孩比我大十岁吧，不知道为什么常常被父母打，每次总是被她惊天动地的哭声吓得心惊胆颤。被打完以后连着还有一两小时的抽泣声会从薄薄的隔板中传过来。有多少个夜晚我就是听着那抽泣声渐渐睡去的。第二天在过道上看到那女孩，她总是低着头匆匆走过。也许是知道我听到了她的哭声吧。哭得那么抢天呼地悲痛欲绝的，不知道是打在身上的痛还是心中的委屈。现在想起来，我小时候那么乖，也许那哭声对我不无影响。

　　前些天收到姑奶奶的信，说那边所有的房子因为延安中路的高架桥，年底前都要拆迁。那个家是再也回不去了。

　　小学五年级时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虽然离市中心远一点，但好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院子。那时候也许觉得会在那里住一辈子，所以每天吃完晚饭，我和父亲会花相当一段时间打理院子。把土一寸一寸翻开，挑出所有的石块，又从外面的建筑工地捡回一些红砖，在院子中间铺上一条小路。不久以后爷爷奶奶来上海与我们同住。爷爷买回四棵葡萄秧，架起了葡萄架，在葡萄架下种上毛豆。种毛豆本来只是用来做肥料的，没想到居然丰收了。自己吃不完，有些送人，有些留下来做黄豆。第二年葡萄就开始结果，第三年吃都吃不完。自家种的葡萄不等到熟透是不舍得摘的，所以味道远非外面市场上的可比。有两年还种过丝瓜，吃到后来实在腻了，就让它们在藤上成熟老去，入秋以后收一大堆丝瓜巾送人……

　　很珍惜那段做“农民”的日子，并不是每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都有机会体验那种丰收的喜悦的。那年来美国时，葡萄还差一两星期才熟。至今都记得葡萄架上一串串葡萄可人的样子。

　　可惜那房子在我和母亲来美国不久以后被父亲单位收回，父亲早被单位除名，也无话可说。从那以后“回国”在我心目中的意义再也不同了，因为那里没有我的家。九四年春天回去，没钱住星级宾馆，只有轮流麻烦朋友。回美国时，一进旧金山机场，我居然无法停止那种回家的感觉。

　　来美国以后，家对我来说，从无到有，到不知哪里是家。

　　刚来美国时，家是空的，除了一些纸箱和行李什么也没有。开始几天，吃饭时把一个纸箱当成餐桌，人就坐在地上。睡觉没有床，在地上打地铺。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反而其乐融融。一家人分开三年多，再次团聚，家里有什么没有什么并不重要。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一家三人为所谓的美国梦奋斗着。在加州的硅谷，家，该有的，我们都有了。虽然不是很大，三个人住足够了。院子不能和上海的家比，但种上一些花草，也可算是玲珑。边上有一个小小游泳池，夏天想游泳，随时可以换了衣服下水。附近中国人很多，母亲不会英文生活都没有问题，下班以后还有三个频道的中文电视可看……真的希望永远可以那样，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不一定要豪华，舒适就可。

　　这个梦在两年前破灭。父母因为父亲的工作毫无选择地搬到俄州的伊丽湖边，我因为上学留在加州，一个家再次分开。

　　前年圣诞，我第一次到俄州，一进门第一看到的是墙上我的照片。细数一下，父母卧室加上客厅，我的照片大大小小有七张。忍不住心就开始痛起来，我不在这个家的时候，只有我的照片陪父母亲。

　　而我自己在戴维斯的家，三年来搬了三个地方，唯一不变的是我总会把父母亲的照片放在最醒目处。

　　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家，何处是家。如果家是父母居住的地方，那我的家是我一年到头只回两次的陌生城市。如果家是以居住时间为准的话，那我的家在戴维斯。在俄州，我永远感觉自己是客，在戴维斯，一个人又无法感到家的温暖。

　　回家的感觉渐渐变成了一种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