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届国庆的最大时代特征，明显地在于政教混战。从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到党报的大块文章，波澜壮阔的政与教的纠缠,构成世界级的重大新闻.

　　西方或东方的新闻社报导这些混战新闻的背后，无不幸存那种“幸好我们早已在政权建设的历史上告别了那种纠缠不清的年月”的庆幸，另外又有“幸好我们根本就不放任外教的挑战”的绝断。只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自由”，明予暗取的“既想……又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指导下的意识形态方针路线，才会在耶稣基督降世的二十一世纪之后，还在政教的血缘关系上浑撤不清。

　　从历史上说，教与政确实存在几乎划不断的联系,就跟鸡和蛋间的关系一样,谁也说不清二者相生相克的内理。经过很长一段社会形态的进化，大家终于认识到政教分离是双赢的唯一出路，这种结论又由实施分离的多数国家在社会生活的进一步高速发展而得证实。所以，迄今为止，不实行脱钩之计的,还在苦海无边,或者其乐无穷的，就剩下孤零几家。

　　离析的解刀，是顺政治与文化的间隙而下，原本是极顺心应手的举动。教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虽然有非自然非人的抽象或偶像夹杂其间，那也只不过是人的认识道路上的一种反借，与其里程碑。而政是人类对自身关系的具体操作，决定着人群的集成或取向与结晶，或反目而离散。教的兴起属于道德建树，其与政相媚时可能有十分的喧赫，其与政相悖时更可能有十分的惨淡，但只有与政分离后方能自行久远。政是局面则纯粹是权和力的游戏，借教义可以使自己更名顺，但脱下宗教的外衣才真是人与人的面对面，而不是神器大旗下的狐假虎威。

　　中国特色的封建政权，几乎从来不借神权来为皇族生威，因为中国地面上的天，自古以来就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子的顺天，其实只是顺应民意。一旦丧失民意，天情再老，皇位难保。反倒是造反的一边，不断地变换花样，借宗教来为自己的合法性张目。可若翻胜为王，又赶忙承应天意，免提力乱神怪。

　　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国人也才开始有主义与政权的生死结合。究其源，主义原来产生于思想，不是也不应是新宗教。而且在其西方的发祥地，它仍然没能登上神坛，因为西方在主义的诞生之前就完成了政教分离。若是按我们的祖宗“西学中体”的道理，西学已经在造反起事时发挥了全部功用，坐江山的中国人就应延用弃西学而回复天意的老套子.即使要是走上绝对相反的“西学西体”之路,也应全盘西化，实施彻底的政教分离,走西方先进国家而不是已垮台国家的道路.可惜，在半学半弃，非马非驴的模仿中，中国大官人的器官哪里有点不对劲，就是硬脱不开这个连，于是就生生要受这个罪，把个国庆好端端地差点演成国殇。

　　政教宁分的好处，马上就可以数出来。如果中国政府不带任何宗教特色，它就不必把一百年以前的亡故主动揽在自己身上，并由此引起肝火；如果中国政府不带任何宗教特色，它又不必计较法轮功的功广势众，在天安门广场历历上演政权对功众的野蛮。反过来说，能轻易招惹尘埃者，只能说明心中的“明镜”还太实在，对教还太过于在意。就说前述两例，对于前者，我认为梵蒂岗专门挑选十月一日“封圣”确实是一种挑衅，但它也只能说是对中国政府硬要代替教皇的功能，在中国自行委任大员的“装神”行为的针锋相对的反击。一个非基督教的政府，为什么要僭越政教的清晰界限，以政干教，先向教皇挑战，是不是还是政教血系不清的缘故？有什么人会认为你把所谓“三自教会”收了螟蛉子，你就有了“合法”的“监护权”？就这一点，就应该说是当代政教不分的最鲜明的例证。

　　对于后者，不管人大常委在中共中央江某人授意下通过何种条例，这种干涉和平平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自由的粗暴行政，都是违背宪法关于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的反动，更不用提国际公认的公民权利。一年多来，中国政府选择了法轮功作为自己“开练”的沙包，行拳打脚踢淫威，求杀一儆百微效，以为政可以一旦出手即立马置教于死地。可不幸的历史事实表明，这只能说把自己拖入了一场新世纪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正所谓你杀你的，我练我的，由此更把整个国家拖入内耗与内乱的边缘，而政府仍不知悬崖勒马，更不知放下屠刀。

　　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监狱是比坦克稍微“和蔼”一些，少了些枪林弹雨，但天可怜见，黑牢中仍旧是血肉横飞，就因为惧怕“邪教”邪了百姓的心？那你找“邪教”去算账呀，党的政策不是一贯的“胁从不问”吗？干嘛非以为只有自己比“邪教”更邪乎，才能道高一丈？又为什么一定要“欲与‘邪教’试比高，国庆日，看王朝广场，分外魔高”？比来比去，双方岂不在矛盾面前平等，政即是教，教即是政，我看倒是政府把原先表面上的政教之争，还原为地道的教教争

雄。而且现在又分明是把一场泰山压顶的速决战拖成了持久战，对比三七年的日本人，军事的强者选择了精神上的强者作对手，这持久战的远景何在，大概终于能教会某些人政教分离的出路。

　　世界各国现行的政教分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具体操作超然于教义之上。而反其道而行者，则深深地拘泥教旨，还指望以教义规矩人心，束缚社会。教者，即使发展得再完善,不也只是人的对自己对宇宙的认识的一个小子集,就是把全所有的宗教合在一起，也抵不过人类知识的一个小角，更别说局部地区中部分人认可及接受的众教之一二。政之超然于教，保证了这个政所覆盖下的社会可以全面接受人类的全部文化遗产，而无先入之主，或后成偏见。而拘泥教旨者，自己固步自封不说，还要强制全社会只沐浴在窄狭的一线光栅，坚持用过滤后的毫无生气的“纯净空气”来培养纯粹人种，这样的政，如果不用自钻牛角尖来形容，难道还真是宽广坦途？

　　政教宁分的实质是宽是容，是人民的思想解放，也是当权的思想解放。只有思想先行解放，社会才能松开手脚前进。束缚人民思想的现代历史现实，教育还不够深吗？说起来，不就是党放心不下自己对广大中国人民的思想的绝对控制权吗？不就是党不甘心现状已成的“各领风骚三十年”的主义颓势吗？想开一点，当你开始推行市场经济的时候，思想的垄断就已经开始松动，你的主义得不得民心，方才真的开始有了竞争对手。你说你的主义好，既代表这又代表那，“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无尽的物质力量”，为什么不敢放手自由竞争群众？是不是根本没有群众基础，或是原来丰厚的群众基础已经崩溃不可收拾？又为什么得不到群众就恼羞成怒、向群众施发淫威?这就是马克思列宁的原意?用棍棒、监牢、酷刑就可以收复自己失去的思想控制优势？

　　再说，一个宽松的和谐的政治，根本不在乎多元文化、多元思维，反以多元为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基础政教宁分看起来切断了唯一，而得获的是全部，这不正是中国的先进分子追求的打破樊篱，大步前进的民族解放与发展方向吗？今天，我们伟大的党，先是把自己的代表人物神格化,接着又把自己的信仰(姑且延用此说)教旨化，这岂不是给思想还没挺入世界前列的中国重新上套子，重新下绊子？这到底是为什么？

　　你要是真地不宽容，不松捆，坚持政教合一，就千万不要说假话、宣扬什么信仰自由，反正说穿了老百姓也不能把你怎么着，何必要搞虚假的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这样至少省了百姓去钻你共和国宪法的空子，也省了人大常委会丢人现眼地带上“橡皮图章”的高帽子，而且你还无产阶级的党性更纯正一些，省得满耳都是改名社会民主的修正主义呼声。

　　只是省不得年年国庆的广场较功，省不得持久战的惨重内耗，省不得磨损你的专政机器。

<<万维读者周刊>> 第56期 (00/10a)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