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隽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年多了。自他过世, 我想得更多：他是我敬仰的老师中与我相处时间最长, 印象最深, 也是使我受益最多的老师。

观其一生, 沈先生是纯粹的学者。他虽有不少“兼职头衔”, 除了被安排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之外, 还历任中国园艺学会理事长、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农业部果树专家顾问、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科院兴城果树所副所长兼研究员, 中科院植物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北京植物园研究员等一连串职务, 但多属学术性质。我相信他是不想当官的人, 他在言谈中也曾流露出不认同于某些学者沾染的“官气”。他的性格使他不是成为一个官员而是一位学者, 乃是他的幸运和可贵之处。

沈先生在专业和学术上的努力是一贯而执着的。他的科研活动一直延续到生命终结前不久。上世纪三十年代末, 他留学美国师从国际著名的A. J. Heinicke教授, 在3年内直接取得了博士学位。据说他在当年几个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同学中最为勤勉, 业余还帮别的研究生计算和画图。他和当年同学, 波兰著名的皮翁塞克教授是终生好友。我 1979-80年访问康大时, 早年的一位年轻教授, 后来是“气调之父”的Smock老教授还清楚记得40年前沈隽和他的妻子高佩兰老师。沈先生拿到学位不久，他们便携幼子踏上返国之途, 那时抗战正处在无比艰苦的时候, 对于一位四十年代初学成的年青学者而言, 没有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坚毅的信念是难以想象的。

一九四九年以后, 他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威信, 团结并指导了不少年青同行, 在困难的条件下做出了不少研究成果。沈先生在科研上比较专注解决“块块”, 也即生产领域中的大问题, 如：葡萄抗寒性育种、山地果园水土保持、矿质营养、缺铁白叶病、化学疏花疏果……目标明确实际。他似乎较少从某个学术领域去设计他毕生的研究方向, 他的研究活动甚至跨越育种、栽培和生理。通过教学科研和领导学会活动, 他为我国园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是有目共睹的。可惜几十年来政治运动频仍, 没给他较长期稳定的时间和相应足够的人与物的条件, 让他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五一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我们全班被通知参加系里批判沈先生的大会。作为一个“大二”生, 我那时思想幼稚懵懂。记得会上有人攻击他搞番茄嫁接试验是“成心否定米丘林遗传学”, 还有些更耸人听闻的“政治揭发”(纯粹牵强附会胡乱上纲的生活琐事)。后来听说, 他倾心培养过的某助手在运动中的“反戈一击”令他倍感伤痛, 除此之外他似乎没表示过些什么, 他是个含而不露的人。

我念“大三”时, 他带领过我们全班到河北辽宁实习。毕业前我没有听过他多少课, 因为当时我被提前选派去东北学俄文。对他的印象更多的是毕业后逐渐形成的。

园艺系陈锡鑫主任于一九五五年初病逝, 资历最深的沈先生接替了领导职位, 且被安排招收国内外研究生。一九五八年“双反运动”中, 有位研究生竟然贴大字报宣布“不愿再受资产阶级毒害”而放弃学习, 这对他是一种政治侮辱(当时政治生态使然, 非全为该生之过)。对此, 沈先生未动声色处之泰然,。而我却记得他说过, 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犹如“自由恋爱的关系”, 我想他是以“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哲学淡化了这个矛盾。

沈先生以他的人格魅力和治学严谨态度, 在农业部和学界赢得了尊重, 但这不能免除他在本单位遭受到冲击。那时有人说他“墙里开花墙外香”, 似颇为贴切。

我们年青人易于冲动和耽于幻想, 盼望祖国出现奇迹。在“大跃进”狂潮中, 我也想搞 “超高产”, 虽然总觉得既要大胆也要讲科学。后来泛滥成灾的浮夸风教育我必须冷静。一九五九年沈先生患肺炎从山西下放点回来。稍后, 我登门探望, 顺便问起他发表在杂志上的“清徐县葡萄亩产58万斤”的所谓超高产的总结文章。清徐县葡萄那时的计产方法是只算种植葡萄的“小池子”面积(分子), 除以大棚架的产量(分母)。为此我曾在“学习会”上说这算法不科学, 倘把树栽成一条线等于0面积, 产量岂非无限大? 为此我挨了一顿批, 说嘲笑农民、反对马列, 我自是心中不平。沈先生针对我的提问, 无可奈何地说:“下放队队长指定我写的, 我敢不写吗?”我后悔挑了他的伤疤, 须知他那时若抗拒下放点“领导”, 就会被当作“大白旗”批斗。

至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保花保果与疏花疏果”之争, 实际上哪有“争论”? 只有压服! 疏花疏果是通行的矫治果树大小年的有效措施。其技术和理论, 从形式上当然和 “大跃进”的“多快好省”总路线以及“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的唯意志论相抵触 , 于是被诬为“资产阶级理论”, 而“保花保果”(实应称为“不许疏花疏果论”), 则被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沈先生作为有重大影响的著名果树学家, 因不愿附和这一谬论而被列为“果树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受到极大压力。大跃进年代他内心必是痛苦的, 但却不形之于表。很久的后来, 他私下对我说：“在不许疏花疏果问题上, 全国只有张金厚(辽宁果树能手)和我顶住了”。是的, 当年不少专家教授曾违心公开附和过所谓的“保花保果理论”, 以此避灾保全自己。

吴德玲同学曾著文说沈先生“为人刚直正派, 不苟言、不苟同”, 主要指此。

我毕业留校后当过他的科研教学助教。我这个人工作起来很执着且有自己一套, 对不合理的东西从不随意迁就。“反右”后期, 系里有人发动对我批评, 甚至警告我“滑到右派边缘”。那时沈先生在小会上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工作上爱挑选”、“急于求成 ”。我明白那是一种“应景敷衍”之言。可是在六十年代, 他却公开肯定我做了大量工作, 算是他当众对我少有而难得的赞誉。

一九五五年, 大概因为我曾念过清华大学营建系, 受沈先生之命设计建造观察果树根生长动态的“根窖”。他放手让我施展才能。我按他的设想精心设计施工, 建成了三个模式的根窖, 成为那时国内首创之举。这项设施得到苏联专家赞美, 而且还推广应用于辽宁兴城果树所砬子山的山地果树研究中去。他开“葡萄栽培学”新课，我为他搜集所需资料, 并为他和苏联专家之间进行了大量的翻译。我想他大概还满意我的工作吧——后来我是这样揣摩的——春节时他和高佩兰师母突然邀请我和妻子瑞华到附近“惠如楼” 吃西餐, 但没对我说为什么。没料到此事招来了一阵风言风语。后来很久我才慢慢悟出 , 可能有些人早把沈先生另眼看待。我和沈先生只是师生和工作关系, 我对他从未阿谀奉承, 偶尔还顶撞过他呢, 他也从未故意偏袒过我什么。是的, 他在我内心里是我喜欢的一位老师, 我只是从未把他当作“将被取代的资产阶级教授”看待。这点我的确与某些人不同。

一九五六年, 我陪同沈先生和苏联教授走了半个中国。德拉加伏采夫与某些作风跋扈的苏联专家不同, 很有人情味, 也是个真正的学者。德拉加伏采夫称赞沈先生年轻有为, 他们两人之间互相很尊重, 我们一路甚洽, 说说笑笑, 旅途十分愉快。到地方上忙里偷闲, 有个晚上我拉沈先生溜出旅馆去看了场电影。沈先生乍看有点严肃，实际生活上颇随和。我小他15岁, 学术上相差大约一代人, 个人交往上他却像个话语不多却充满幽默感的叔叔或兄长。系办公室王近树先生津津乐道地说, 他们曾戏问沈先生在家里谁说了算, 是他还是高佩兰? 沈先生回答：“意见一致时我说了算, 不一致时她说了算”。惹得大伙大笑一番。

六十年代初, 我请他给我的试验设计提意见,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设计太繁杂, 说设计必须“clean”(他用了这个英文词)。这个批评本身如此“简洁”一针见血, 让我记住了一辈子, 后来我常告诫我的学生, 要避免搞“一揽子式”的试验设计, 因人的认识是分阶段渐进的, 不可企图设计一个包罗万象一劳永逸的大试验, 好像“从一个大锅里”捞取一切“需要的食物(数据)”似的。那时教研组安排我联系试验果园。建苹果园之前, 沈先生要我们到怀来定购一株八棱海棠, 秋天把果子采回来, 把种子分离出来播种, 以确保砧木遗传基础相对一致。他从建园起便很重视试材的均匀性。从中我们知道了何为 “严谨性”。

大跃进期间沈先生患严重胃溃疡住院, 我们劝他把烟戒了。我知道那时他心情不舒畅, 他也索性不过问教学。“高教六十条”颁布后, 沈先生开始恢复讲授果树课。他讲得少而精、简洁、没有废话, 给我深刻印象。他讲的课程被誉为全校优秀课程之一。我系统听了而且至今仍保留着他的铅印讲义。

多年来常有学术单位邀请沈先生做“怎样进行科研”之类的报告。沈先生虽不苟言辞, 但做起报告来却坦率尖锐, 如对于一些人在科研上喜欢搞“一窝蜂”和“互相重复”提出批评。这反倒使学界年青人对他始终敬仰有加。

文革中沈先生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和系总支书记苏洪恩一起挨批斗。批斗时他站在台上仍然外表光洁, 神态自若, 仍是“绅士”风采。高师母被某些人用污言恶语侮辱了一番, 勒令不许再拿工资, 撵出会场。高师母患严重心脏病又受极大刺激 , 只好到广州投靠她的妹妹, 著名激光专家中山大学教授高兆兰去了, 留下沈先生一人在京。沈先生后来跟着大家下放涿县分校三区队, 和大家一起在桃园里打赤膊劳动。那时我在校部劳动, 听我妻瑞华说, 动员去陕北时, 他一人操持搬家实有困难, 瑞华主动帮他捆扎行李。举校迁往陕北后, 沈先生只身住在麻子街村的窑洞里, 平日到清泉沟 “校部”参加集体生活和劳动。有次, 他偷偷对我们说, 他看中山顶上一棵老杜梨树, 想要在树下挖个坑, 自己躺下去, 然后请我们给他盖上土……流露出内心之凄苦, 闻之令人感伤。可那时他却仍不忘幽默, 凄怆的幽默。他把带去的美国园艺学会学报当炉灶引火物烧掉了, 他已心灰如土。

从陕北回京后, 高师母回京来与他一起生活了一段, 但因健康很差, 耐不了冬寒, 终又回广州。那时沈先生还没从受难的心境中完全缓过来, 且念着亲人。他知道我的父母子女在广州, 准备调往广州, 故对我说他希望退休到广州去住, 说那里对待知识分子宽松 , 犹如“两个国家”, 但苦于无借口。我说:“沈先生, 你们不是有个儿子过继给妻妹高兆兰吗? 你不会把孩子要回来, 不管假做真做, 不就有理由退到广州去啦?”我是不知深浅地跟他逗乐。他笑着说：“你呀！你给我出了个馊主意！”。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我每年冬天差不多都上京开会, 总会抽空去探望沈先生, 有时送他一小瓶速溶“麦氏”咖啡。我把画的一张“追忆清泉沟”的钢笔画寄给他, 听说他很喜欢。一次, 罗国光对我说：“他现在没权, 你无求于他却常来看他, 很好。”是的 , 我没有想过从老师身上除了优良品德之外还想要得到些什么。

后来听说沈先生患上癌症。去世前两年, 我怀着郁郁心情去探望他, 正当小保姆搀扶他到理发室理发。当沈先生在镜中看见我站在他背后时, 面带苦涩地说:“辉白, 你看我是不是病得不像样了……”。我望着他那苍白消瘦的脸和枯槁的身躯, 眼泪差点从眼眶里掉下来。想到高师母早在1989年在广州过世了, 遗下他一个风烛残年的病人, 心中更觉难过。

我想, 沈先生最后唯一可告慰自己灵魂的, 是他在晚年重新焕发了才华, 为我国的园艺科学又做出了大量新贡献, 这些贡献已经载入史册。

沈先生一向治学严谨。华南农大植物学家李秉涛教授和沈先生同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对我说, 沈隽先生是学风严谨的真正科学家, 植物分类知识丰富, 而且每个学名都要反复考证; 他不苟言却言必有物且中肯; 他做过大量有益和直率的提案。

更难能可贵的是沈先生在学术上坚持真理, 其它场合也从不说假话, 从不顺风转舵, 随意附和。

我想, 作为一个专业知识分子, 他能做到这些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前年, 我在一个青年学术会议上提到我的老师沈隽先生。我说, 我就学他两点：“严谨学风”和“坚持真理”。

我和沈先生师生一场, 虽然我们的性格在某些方面有差异, 但彼此间的感情, 除了“真诚”二字之外, 丝毫没有掺杂什么。沈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像沈先生这样的学者，中国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太少了。我有幸得到他的教诲, 对于他的离去, 我深感悲痛和怀念。

【写于2005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