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毛澤東晚年找不來“紅軍”，但他找到了紅衛兵；紅衛兵也就是毛曾多次揚言要尋找的反修防修、繼續革命的“新紅軍”。徐友漁先生這本著作的壹個重要意義，是它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相當全面而深入地描述和分析了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和演變過程，有助於這壹代人從毛時代殘留的種種夢魘中徹底清醒過來。

文革從發動迄今，已經三十多年了；旨在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改革開放，也已經走過了二十年的歷程。可是在中國大陸，關於文革的獨立研究還受到種種限制甚至打壓，對文革的真正理性的深入反思，可以說，到現在還幾乎沒有開始！相反，自九十年代初期以來，伴隨著“崇毛熱”的升溫，基於對官員腐敗和嚴重社會不公的不滿，壹種對文革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懷舊情緒，已經在某些知識分子群落和弱勢階層中逐步滋長並蔓延開來。而在這其間扮演要角、甚至主角的，有許多即是來自當年的紅衛兵和文革後成長起來的新壹代人。這種頗給人以“革命自有後來人”之感的現象，很自然地引起了許多人的憂慮。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老友徐友漁先生不避艱難和風險，潛心於紅衛兵運動的研究凡四年，終於成就了壹部力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以下簡稱為《形》，引文只註明頁碼）。這本書於不久前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有評論認為，這是目前已出版的“文革學”著作中最好的壹本。筆者讀後對此深有同感。

其實這本書的篇幅不是很大：全書正文總共不過262頁,分作六章。第壹章為導論，介紹了作者此項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得出的主要結論；其余五章則分別從“文革前的教育”、“紅衛兵的區別和派別”、“造反的原因”、“幻滅和覺醒”以及文革的“後果”等各個方面，幾近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了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其演變過程。

那麼，究竟誰是“紅衛兵”？當初令世人驚詫不已的那場紅衛兵運動，到底是怎麼回事？今天它還有哪些精神遺存流傳下來？對這類遺存又該如何評價呢？所有這類與紅衛兵相關的問題，都是《形》力圖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加以分析和解答的。

壹、紅衛兵也是“紅軍”

我想沒有人會否認，在有關文革的各類作品中，“紅衛兵”差不多已經是壹個被炒爛了的主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紅衛兵”作為壹個學術研究的主題，其所指也是自明的，無可爭議的。事實上，由於當年的紅衛兵給不同的人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加之當初的“紅衛兵”本身也並非鐵板壹塊，因此，當今天重新提起“紅衛兵”這個話題的時候，對於不同的人來說，“紅衛兵”的意涵就可能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就以當年的“老紅衛兵”(亦稱“老兵”)和與之對立的“造反派”學生為例：在多數中共老幹部的眼裏，前者是他們自己的子弟，而後者如果不能被打入“另冊”，至少也是在文革中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人，兩者自然是分屬於不同的社會範疇；但在那些被各派紅衛兵視為共同敵人的“黑五類”和“反動學術權威”的記憶中，兩者恐怕是壹丘之貉！更有意思的是，這兩夥人當中的若幹“死硬派”分子，至今仍然嚴守著彼此之間當初的政治分野，他們自然不會在“紅衛兵”這面大旗下互相認同。

徐友漁先生的專長在分析哲學，他當然曉得基本概念對於壹本學術著作的極端重要性。但是面對這種歧義紛呈的局面，他沒有陷於語詞字面意義的繁瑣辨析。因為他知道，“紅衛兵”的本來意義，只有聯系它賴以產生和得以確立的具體情境，並在盡可能尊重當時人們的習慣用法的條件下，才可能加以合理的確定。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作者註意到，“紅衛兵”這個名稱雖然並不是由毛澤東所首創，但是自毛公開地對“紅衛兵”加以肯定和支持以後，“紅衛兵”事實上已成為文革期間所有“革命學生”及其組織所共有的壹種身份符號；而在當時的條件下，衡量壹個學生是否“革命”，就看他是否“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投身於文化大革命。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壹個基本事實。因此，作者“把所有投入文革的學生都稱為紅衛兵”(第4頁)。

依照上述定義，所謂紅衛兵就是指參加文革的學生；給“紅衛兵”附加任何其他規定，都有背於當時人們對這壹稱謂的普遍用法，因而也都是不恰當的、多余的。《形》對“紅衛兵”的這壹簡單而明確的界定，突顯了當時大陸學生普遍共有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即狂熱地崇拜毛，誓言以鮮血和生命捍衛毛的“革命路線”，決心在文革的狂風暴雨中把自己鍛煉成合格的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另壹方面，它也反映了這樣壹個嚴峻的事實：歷來把知識分子擺在革命附庸地位的毛，此時已經不得不借助青年學生為他發動的文革掃清道路、打開局面了！這本身就是意味深長的。

毛在晚年總結自己壹生的業績時，把文革看作他壹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壹。而且，他並不諱言，對於文革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當然主要是指他昔日的那些戰友，即那些曾經跟隨他南征北戰，打天下、坐天下的老紅軍和老幹部。現在回頭去想，他在晚年的這種孤獨感，似也並非自文革始。早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他不是就曾公開揚言“妳解放軍不跟我走，我找紅軍去！”嗎？

問題是事過境遷。且不說，他當年親自參與創建的老式紅軍已再也找不回來；即便假定可以找到，那種幾乎純然由“泥腿子”組成的隊伍，又怎麼搞得了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但毛還是非常“幸運”的：他雖然已找不來老式紅軍，但他找到了“紅衛兵”！紅衛兵也就是他曾不止壹次地揚言要尋找的那支“拿起筆作刀槍”，反修防修、繼續革命的“新紅軍”。

不管怎麼說，這是壹支識文斷字、總數大約1000萬到3000萬人的龐大的隊伍(第4頁)。按標準入學年齡推算，這壹代人,包括其中年齡最大的1966屆大學畢業生在內，全都是中共建政以後才走進校門的。如果說，49年以前受教育的第壹代知識分子，原則上只是中共需要加以“團結、改造和利用”的“異己”或“另類”；50年代受教育的第二代知識分子，在中共眼裏也不夠“純正”；那麼，“紅衛兵”壹代則是由中共自己培養，“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從這種意義上說，這數千萬青年學生成為文革中首先起來“造反”和對毛死忠的壹支先鋒力量，在毛實不過是“養兵千日，用在壹時”而已。因為，他們在精神上本來就是毛思想的“嫡生子”。事實上，不管他們在文革中把“造反”的口號喊得多麼響亮，但誓死捍衛毛和毛的革命路線，卻是造反派始終不渝的基本政治立場。正如《形》所說，“文革中不論哪壹個時期的造反派，都是貨真價實的保皇派”(第70頁)！不錯，在如何對待毛和毛的“革命路線”的問題上，當年紅衛兵運動中的例外情況是存在的，如江西的李九蓮和在寧夏組建了“共產主義自修大學”(第五章)的十幾個紅衛兵，就是很典型的範例。但這樣的個案畢竟為數甚微，而且大多產生於紅衛兵運動高潮過後，因而絲毫沒有、也不可能改變紅衛兵整體盲目效忠於毛的政治定位。筆者以為，對於紅衛兵壹代來說，今天如果不能正視自己當初這種基本的政治“選擇”，甚至編造壹些根本不著邊際的說法(詳下)以或明或暗地否認之，則所謂對紅衛兵運動和文革的反思也就無從談起。

可貴的是，《形》的作者徐友漁先生雖然也是當年的紅衛兵，而且是造反派紅衛兵，但是正象我們在上面看到的，他在這個基本問題上保持了壹個學者應有的誠實態度。而這種誠實客觀的態度，不僅可以使他個人的文革經驗合理地轉變為壹種資源優勢；而且壹般說來，也是紅衛兵壹代合理地清理文革和毛時代精神遺產的必要條件之壹。

二、拆毀紅衛兵“供奉神像的心中廟宇”！

1976年爆發的四五運動喊出了“秦皇的時代已壹去不返！”的口號。從那壹刻起，毛原先在人們心目中的那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便開始動搖了！此後中國大陸發生的“非毛化”盡管遠不夠徹底，但大體上說，毛畢竟已經被趕下了神壇。這其間無疑包含著紅衛兵壹代人痛苦反思和獨立思考的成果。但是，正如任何壹代人都會對自己的青年時代滿懷深情的留戀壹樣，紅衛兵壹代今天對自己昔日曾無限迷戀的種種偶像，也難免心存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結；因而這些昔日的偶像，不論是人格的或觀念的，也都有可能依然被許多人自覺或不自覺地供奉著，只不過可能已經變了形式，換了包裝,亦即改建了“供奉神像的心中廟宇”(詩人黃翔語) 而已。《形》對當前在紅衛兵壹代人當中頗流行的若幹莫名其妙的觀念的剖析和批評，正是為了拆毀這類“廟宇”；對那些至今仍然沈迷於毛時代的種種夢魘而不能清醒過來的人，實不啻為壹聲“棒喝”！

壹如作者指出的，“文革後，前紅衛兵幾乎是眾口壹詞地宣稱他們當年的行為純粹出於理想主義，出於革命熱情”(第31頁)。似乎不管當年紅衛兵的言行是何等瘋狂和何等不可理喻，但其“理想主義”和“革命熱情”，畢竟體現了“純潔”、“崇高”的價值，因而還是值得肯定甚至發揚光大的。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其實是壹個很深的陷阱！因為妳如果簡單地否定它，就很容易被誤解或誣指為否定壹切理想主義，否定壹切革命；而如果妳默認甚至接受了它，那麼，妳實際上也就很難拒絕紅衛兵所代表或象征的那種特定的精神傳統。

看來，徐友漁先生對這個陷阱是有警惕的。他承認，當年的紅衛兵“出於理想主義”和“革命熱情”而造反，“這種情況對於許多人而言也許是真的”。但是，抽象地議論理想主義，顯然不僅無助於對特定歷史過程的反思，而且很容易導致對該歷史過程之實質內容的忽略或掩蓋。作者提醒人們，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應當看到，紅衛兵壹代是在完全封閉和壓抑個性自由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與此相應，他們的理想並不是來自個人自主自由的選擇，而主要是官方強制性的、單壹的意識形態灌輸的結果；而作為當時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毛澤東思想，雖然也可化歸馬克思主義的範疇，但它卻無疑是壹種“野蠻的馬克思主義”！因此，紅衛兵壹代在文革前所接受的，實際上是壹種特殊的即毛式革命理想主義的教育。作者通過回顧和分析文革前大陸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基本狀況，令人信服地證明，以蒙昧無知為基礎、內容上空想和手段上野蠻，以及思想和行為上傾向盲目破壞等等，乃是這種革命理想主義的基本特征。其次，作者還提示人們，要正確地評價這種理想主義，就不能回避與其實質內容密切相關的諸多問題。為此，作者提出了以下“設問”：“這種革命理想到底是甚麼呢？它提倡的絕對忠誠，是對人民和民族，還是對最高元首個人？它鼓勵的無情鬥爭，是對社會和民族的敵人，還是本應受到敬重和愛護的人？”(第31頁)假如說，紅衛兵當初起來造反之際，多數人對這些問題可能不假思索，因而還是不清不楚的話，那麼，他們在文革中的實際言行，則已經對這些問題給出了十分明確的答案：“文革中紅衛兵在精神上依靠的，行動上捍衛的，不是壹般的革命理想和目標，而是所謂‘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人們還認為，由於本派本組織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捍衛了這種至高無上、神聖無比的路線，因此應當受封為‘堅定的革命左派’，在權力分配中占最大份額。”(第17頁)！足見當初紅衛兵的“理想主義”，其實並不抽象，它已經對象化，即具體地表現為對毛個人的盲目崇拜和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狂熱獻身。而且，這種革命的理想主義，也並不象某些人所渲染、所包裝的那樣，似乎已然“純粹”到排除任何利益考慮的程度；只不過，由於它的目標，歸根到底，是在維護“壹個領袖、壹個主義”下的極權體制，因此它必然要求並鼓勵人們，把自己的全部興趣和熱情都投註於旨在維護和鞏固這種體制的“革命”，通過獻身於這種“革命”首先獲得政治權力，進而自然地在這種體制中獲得其他各種利益。壹句話，當年紅衛兵的革命理想主義，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壹個領袖、壹個主義”的附庸，既是“壹個領袖、壹個主義”下的極權體制的產物和要求，又反過來為這種極權體制服務。這正是紅衛兵運動與德國法西斯的納粹青年運動為甚麼十分相似的根本原因！

所謂人民文革，也是壹種在紅衛兵壹代人當中頗流行的觀點。這種觀點在邏輯上明顯是與關於文革的“社會沖突論”的解釋壹致的，似乎是沿著民粹主義的方向對後者的進壹步誇張，誇張成“神話”了！對此，作者在《形》的第四章做出了在筆者看來相當有說服力的批駁。因限於篇幅，這裏不擬評述。也許值得壹提的是，九十年代以來，紅衛兵壹代中的某些文化人對當年自己的“理想主義”和“人民文革”的鼓吹，到世紀末似已在中國大陸的文化舞臺上匯合為壹場“大戲”！不相信嗎？那就不妨請想壹想：新編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話劇《切·格瓦拉》的相繼推出和炒作，難道在思想傾向和精神風貌上，不是與被左派們包裝美化了的紅衛兵的“理想主義”和“革命熱情”壹脈相承的嗎？

三、實證功夫　　如上所說，《形》對紅衛兵運動的描述和分析，是在反思毛時代這壹大視野的背景下進行的。然而通讀全書可知，《形》絲毫沒有“宏大敘事”通常所帶有的那種抽象空洞的弊病！筆者以為，這主要是得益於作者對實證方法的高度重視和善加運用。這也是《形》在方法上的壹個顯著優點或長處。

和所有關於紅衛兵的研究著作壹樣，文革的原始文獻也是《形》所依據的最重要資料來源之壹。《形》的作者的匠心，表現在他對第壹手資料的特別重視。為此，作者不僅在浩如煙海的文革資料中，選擇了“當年紅衛兵的出版物”，作為自己“研究紅衛兵運動的基本材料”；而且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到許多城鎮進行了大量的實地采訪和包括座談、討論及個別訪談等多種形式的“田野調查”，僅其正式的個別采訪對象即高達壹百多人──這在從事文革研究的中外學者中，如果不好說是絕無僅有，起碼也可以說是極為罕見的！其次，作者對采訪對象進行了精心的選擇，務求其具有“地域的廣泛性”以及“年齡層次”和“組織派別”的代表性。可以說，《形》在調查對象上所顯示出來的這種代表類型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是此前任何壹本文革研究著作都無法相比的。

自覺地把自己的此項研究“作為世界學術界對於文革研究的壹個組成部份”(第13頁)，並以批判的眼光和對話的方式來借鑒西方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這是《形》在研究方法上不同於中國其他文革研究者的壹個特點。基於此，《形》與其他中國學者的同類著作相比，展現出壹種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

與研究方法上的以上特點密切相關，《形》在學術上的壹個最為突出的貢獻，是它更全面、更細致地揭示了紅衛兵運動的內在差別，並在此基礎上，以詳述(典型案例，包括四川、廣東和湖北)與概覽(其他省區)相結合的方式，為省壹級水平上的紅衛兵派別鬥爭描繪出壹幅全景式的畫卷，從而不僅糾正了以往的相關著作對歷史描述的偏差，補充了其敘述的不足；而且還由此出發，比較深入地探討了中共高層鬥爭、當地駐軍的政治狀況與造反派分裂這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就當年造反派內部“激進”與“溫和”兩派鬥爭之外部政治動因、內在思想根源和與之相關的社會基礎問題，提出了自己獨立的看法(第三章)。作者認為，在保守派紅衛兵組織被打垮以後，造反派陣營合乎“規律”地幾近普遍地發生了分裂，直至在許多地區演變為殘酷血腥的武鬥。究其根源，主要有三：其壹，劉鄧被打倒後，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並沒有停止；其二，軍隊在文革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但軍隊也不如以前人們想象得那麼統壹，分屬於不同山頭、不同派別的各地駐軍，往往有其不同的利益；其三，壹致支持文革的造反派紅衛兵，在意識形態上存在著激進與保守之分，而這種差別則是基於當時中國大陸實際存在的社會矛盾。很明顯，作者依據大量實證資料提出的這些見解，不僅有助於人們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紅衛兵運動的真相，而且對於人們認識中國的政治結構和權力運作，也是有啟發的。

總體上看，《形》無論在研究方法或歷史(包括事件、過程和人物等等)考查諸方面，都有許多值得稱道的地方，對於造反派派別鬥爭的描述和研究，更是本書所取得的突出學術成果。就史識而言，作者也不乏理論勇氣，不僅敢於進行爭論，敢於突破官方的政治教條，而且幾乎在每壹章每壹節，都持之有故地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獨立見解。不過在筆者看來，《形》也存在著若幹明顯的不足和缺陷。這首先就表現在，作者雖然批評了“社會沖突論”，但卻沒有對文革提出自己的解釋框架。雖然，《形》只是壹本關於紅衛兵的著作，但是由於紅衛兵是文革的先鋒，在許多地區和相當長壹段時間內甚至發揮了領導社會的作用，所以，如果不闡明紅衛兵運動與整個文革解釋模式之間的關系，則對紅衛兵運動的解釋就不僅缺乏完整性，而且可能隱藏著不合理的因素。我想，這無論如何都是作者應當盡快彌補的壹個方面。此外，筆者覺得，第六章、特別是第五節“文革中的‘民主’和文革後的民主運動”，顯得有些薄弱。比如，作者肯定了紅衛兵壹代民主意識的發生，卻基本沒有對其發生的機理和過程做出合理的解釋。與此相應，作者在講述代際差別時，對紅衛兵壹代、尤其是對“老三屆”的評價似乎偏高，不怎麼令人信服。在方法上，作者正確地指出了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未必完全適用於文革，但作者在《形》中似也流露出某種對這些理論壹概加以拒絕的意思。如果真是如此，我看是值值得重新考慮的！就以毛與紅衛兵之間的關系為例，若以筆者之見，借用韋伯的“奇理斯瑪型支配”來解釋，即具有相當的說服力。筆者相信，在西方眾多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或學說中，必定還有不少可資中國研究文革的學者借鑒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