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小凯的理想主义的特点是：他追求新知和创立学派的万丈雄心，并不止于书斋里的苦心孤诣，而且付诸知识市场上的博弈或较量；另一方面，他对经济学知识之社会价值的实现，也同样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某种“天职”感，为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这就把知识人对真理的追求与社会责任感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小凯英年早逝，许多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都为此悲痛、惋惜不已。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足见目睹“死亡”这一无可逃避的悲剧性结局而生发彻骨的大悲痛，这本是人之常情。何况刚刚去世的，不仅是一位曾“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的友好，而且是一位卓尔不群，人们有充分理由对其学术建树寄予更高期许的朋友呢！

我与小凯初次见面，是在1998年底于纽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记得赴会前，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她跟小凯都是在湖南省委大院长大的。只是由于隔着年龄的 “鸿沟”，那时她还没有“资格”跟小凯直接对话。但小凯文革中的故事，她不仅知道，而且曾经对她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哩！或许因为有这层关系吧，加上言语比较投机，在短短三天不到的会议期间，我与小凯私下曾有多次接触和交谈，话题相当广泛，有些甚至是很深入的。

在我的印象中，小凯是一个天性素朴，意志品质极为坚韧的人。在他那平凡的外表和通常并不惊人的言语中，隐约之间，仿佛还透着些许“清教徒”的色彩。但几乎从第一天起，我就发现，小凯内心深处烧着一团“火”！他对被迫害者的深切同情，令我至今难忘。他爱妻子、怜儿女，尤其是他在“事业与家庭”关系问题上那种真诚的自我反省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下子就把彼此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很近。

一晃，世界便闪入了新世纪。前几年，我曾去信索取他跟萨克斯等合作完成的那篇著名论文－－《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此后不久，便得知他患上了癌症。但当他与林毅夫之间那场“后发”优、劣势之争爆发后，小凯还是主动给我发来了几篇有关的文章。看到他斗志如此旺盛，我心头为他的疾病担心的疑云虽然不会全然消散，但他那种异乎寻常的坚韧意志，确实令我惊叹！我一直认为，在经济学那个世界里，无论从年龄或知识基础来看，当初小凯都明显属于“后发国家”的范畴，他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取得那么卓越的学术成就，除了天赋，恐怕也是得益于他这种坚韧的意志品格。

那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小凯的人生道路对中国知识人可能有些什么启发呢？－－自小凯辞世，我便常常这么问自己。

许多人都晓得，《中国向何处去？》（以下简称为“向何处去”）是小凯走向社会的起点；也是青年小凯的一个象征性符号。这本来不过是前朝掌故，按说已没有必要为此多费口舌了。可是在悼念小凯之际，不少人又旧事重提，文革中的这庄“公案”似乎又变成了一个不无“怀旧”意味的公共话题。

我想首先应该肯定，无论在思想、观念、政治主张或语言风格上，这张大字报都深受那个时代的局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文革一代人的“精神鸦片”，即一种“革命救世”理想主义的写照。不幸的是，小凯喜欢思考，可当时的思想资源却极之单调而贫乏；他执意钻研革命理论，却因年轻而不晓得理论“禁区”的界限。于是，他便顺着“继续革命”的思路野马奔驰，而不知有所止，誓言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中华人民公社”。这在无意间便犯了大禁，结果招来十年牢狱之灾。这固然是一个悲剧，但要说那时的小凯是个“极左派”，我看是名副其实，一点也不冤枉他。为此我曾暗自思忖：假如有人要我用几个字来表征小凯的青年时代，我该如何回答呢？思来想去，我总觉得大概只有四个字最贴切，那就是：“革命救世”。

但小凯“革命救世”的岁月极为短暂。自1968年初被捕入狱，他便彻底抛弃了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变成了一个极端清醒务实的现实主义者。这一点，他在《杨小凯自述》里说得很清楚。难能的是，小凯并没有因革命理想主义的幻灭而走向沉沦和堕落，因为小凯生来就是一个富于进取精神的“思想者”。他的“自述”表明，那时他不仅把“真”摆在了“善”的前面，而且开始把知识当作自己求生存的基础和手段。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把知识的视野局限于眼前狭隘的环境，而是执着于对“世界会怎样？”的追问。这样的人生态度分明是务实的、理性的、前瞻的、进取的，而非虚妄的、盲目的、短视的、消极的。也因之，他的“求知”才可能获得切实而持久的动力，而“求生存”则因为与“求知”、“求发展”密切联系，也不致于沦落为得过且过，甚至麻木沉迷于现状。由此看来，小凯的这次思想转变对他的成长意义非同小可，不仅使他能够奇迹般地把监狱变成自己求知识、长学问的“大学”，给阴霾的牢房里洒下一缕知识和智慧之光，而且为他后来的学者生涯奠定了务实、明智而又不失高远的人生观基础。

事实上，知识上的功利主义确实为小凯后来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直接动力。小凯对此并不讳言（参见《历史的沉思和未来的选择》）。但假如你因此便以为，小凯是一个在治学方面毫无抱负和定力，而只会紧跟市场需求打转的庸碌之辈，那就大错特错了。可知否？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现在几乎所有关于小凯的叙事中，都有一个熠熠生辉、意味深长的关键词，那就是“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经济学”）。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小凯是华人经济学家当中向西方主流经济学发起挑战、并走向成功的第一人，也是创建了自己的学派的第一人！可见，自跻身于经济学家行列时起，小凯就颇有大志冲天而不计成败得失的气魄，敢于将自己置于国际经济学界的边缘地位。可想而知，当初他踏上这条偏僻而荒芜的学术道路时是何等孤独，其处境又是何等艰难啊！

是的，作为一个以出售自己的知识为谋生手段的人，为生存和事业发展计，他不能不“关心自己在市场上的比较利益和可能卖得出去的产品”。但关键在于，便是在最初那种艰难的境况下，他依然坚守在知识社会（经济学界）的边缘地带拓荒不止，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十几年如一日，终于在遥远的大洋洲，为自己垦殖出一片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学术园地。

许多人在分析小凯取得辉煌学术成就的原因时，都会谈到他的天赋，他的勤奋和机遇等等。这些都对。但假如没有一种特殊精神力量的支持，那么，他要在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道路上走向成功，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样一种精神力量，不可能来自红卫兵造反派式的“理想主义”，或者他去世前不久才皈依的基督教；而只能来自知识人所特有的一种理想主义，即知识理想主义。

如上所述，在抛弃革命理想主义的同时，小凯逐渐形成了一种把个人生存问题上的深谋远虑与在知识领域里的开拓进取精神结合起来的人生态度。我以为，这其中就包含着一种新型的、即为现代知识人所特有的理想主义的种子；而这粒种子终于在小凯来到自由的土地上以后，日渐发育、生长起来。这是小凯人生哲学的第二次转变。

没有疑问，现代知识人也是市场中人。就此而言，知识人已经不再是旧时代的精神贵族，而是与商人或工人等等没有任何区别的“凡人”。要说特点，知识人的特点只有一个，就是他在市场上出售的是知识，而不是其他物品或服务。然而，对于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知识人来说，他虽然也要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上推销自己的知识以赢利，但他个人的兴趣、目标和职志却始终集中在知识上。因而不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必定会想方设法，尽最大可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方式来利用市场和市场竞争，以便使市场能够为他个人的这种职志服务，而不是相反。

这样的理想主义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其实质是个人对知识本身的强烈兴趣和不懈追求。所谓以知识为职志，为知识而知识，乃是知识人理想主义的极致。只是如此纯粹的理想主义，在现代社会愈来愈少见，于今已几近绝迹了。我们在小凯身上所看到的理想主义则表现为：他对知识的兴趣，他追求新知和创立学派的万丈雄心，并不止于书斋里的苦心孤诣，而且也付诸知识市场上的博弈或较量。

“宪政共和”是小凯晚年生命中又一个亮点！据此，许多论者都许之以“以天下为己任”的“美名”。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却宁愿把小凯晚年的这个“亮点”，看成他的“知识理想主义”的一种自然延伸，或者在公共领域里的一种表现，即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并不满足于学院金字塔内的辉煌，他对经济学知识之社会价值的实现，也同样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某种“天职”感，因此为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这就把知识人的追求真理与社会责任感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事实上：小凯此番出现在“宪政共和”的论坛上，也绝不是去玩儿“空手道”，他的立足点还是在于“知识”。因为一方面，此时他所创立的“超边际经济学”学派已初具规模；另一方面，他与萨克斯等关于“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的研究项目也已经完成。尽管这还只是一种颇有争议的一家之言，但对于人们反思和评估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和“修正”改革的战略蓝图，却不失为一种新的、具有批判意义的参照。小凯在“宪政共和”论坛上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和影响，正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小凯在中国阐扬上述观点之际，恰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中国模式”在国际社会所获得的赞誉正方兴未艾之时。在这种形势下，小凯发出这般可能令许多人“扫兴”的警告，这对习惯于在政治改革问题上“舆论一律”的中国决策者来说，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啻是一副“清醒剂”，有百利而无一害！

无庸讳言，在中国知识精英的圈子内，许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习染了古代士大夫的两大“毛病”：一是知识和能力上的虚骄或傲慢，动不动就“以天下为己任”；二是道德上的傲慢，常常以“社会良知”自居。但如果离开了必要的知识作为基础，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空话。而小凯这种个人主义的、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实践的知识理想主义，看上去似乎“格调”不怎么高。其实，正因为他不回避市场的挤迫和诱惑，敢于也善于在与市场的妥协和周旋中有所坚持，因此就长远看，他的理想才不失“远大”。我以为，这对于正处在自身现代转型过程的中国知识人来说，是很有参考意义和启发价值的。也许，这才是小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所留下的一笔重要人文精神遗产，其影响也很可能比他的经济学成就来得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