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方勵之的公開信與八九民運

論者通常認為，「89民運」開始於當年 4月15日因胡耀邦逝世而引發的學生運動。實際上，早在那壹年的1月6日，以方勵之先生發表《致鄧小平的公開信》（以下簡稱為《公開信》）為標誌，89民運已經拉開了序幕。由此發端，作為對這封《公開信》的聲援和繼續，先有知識界為爭取人權和促進政治改革而發起的串連和簽名運動【註1】；緊接著便有學潮的醞釀和躁動【註2】。這使得整個朝野上下，早在那年2、3月間，已經籠罩在壹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氣象中！

不錯，是胡耀邦的猝然去世，突然引爆了那場以其規模空前浩大和結局異常悲慘而震撼全球的政治運動。但胡耀邦之死，充其量不過是那場運動的導火線而已。縱觀那場運動的來龍去脈，可以說，只有《公開信》才是89民運真正、且最為切近的「源頭」。

正如維科在談到各種社會制度的本性時所說，壹事物的本質，「必然是由於它們產生的方式」【註 3】。89民運的政治本質和文化性格，也在方勵之先生這封《公開信》中顯露出其端倪，並表現為其政治意涵和文化意涵的展開。因此，從方先生的這封《公開信》入手，仔細分析各派政治勢力在89民運中的諸多政治分歧日趨激化的過程和它們依以作為思想、社會心理基礎的文化沖突，對於我們揭示89民運的政治意義、文化性格和「6．4」悲劇的文化根源，以及探討鄧後中國大陸的政治文化建設問題，顯然都具有不容低估的意義。

初看起來，方勵之先生的這封《公開信》並不復雜，持論亦相當溫和：其正文不過四段，連同標點總共不足300個字符；它的宗旨也無非是想以「上書言事」的方式，建議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全國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以及所有類似的政治犯」而已，似乎並未觸及北京執政當局的「社稷江山」。但是，在當時中國大陸那種政治生態下，《公開信》不可能被僅僅看作壹個單純進行人道救助的非政治性事件。事實上，北京執政當局與民間各界人士，當時確也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對這封《公開信》的政治意涵做出了不同的解讀。

方勵之的《公開信》是直接寫給鄧小平的。其實當時的鄧小平，名義上只是中央軍委主席。因此，從法理上說，是否實行「大赦」（按照中國大陸的憲法，實際應為「特赦」）和是否釋放魏京生，並不在鄧小平的職掌之內。從這個角度看，方勵之寫信給鄧小平，如果不是「找錯了衙門」，就是有意進行政治「挑□」，因為這封信實際上是公然挑明了「鄧大人」的「太上皇」角色！不過看起來，在鄧小平與毛澤東的政治哲學之間，還是存在著若幹微妙的區別：至少在文革以後，鄧並沒有像毛那樣不斷地為自己「設置對立面」。他在實際政治運程中也很少「主動出擊」。或許正是出於這個緣故，北京當局起初對《公開信》保持了較長時間的「沈默」，似不免給人以「克制」的印象。

然而，出乎官方的預料，它的沈默未能「吸收」《公開信》的「噪聲」，「消化」它的影響：對《公開信》的壹連串反應接種而至！

首先，是美國的反應。 2月16日，美國總統布希邀請方勵之夫婦參加他在北京長城飯店舉行的告別宴會。布希的這壹「招」，至少向中國政府和輿論界公開擺明了壹種姿態，傳達了壹個信息，即美國政府對方和方的《公開信》是同情的、支持的。

就在當天，北京知識界聲援和接續《公開信》的《33人簽名信》（以下簡稱作《簽名信》），亦通過境外媒體發表出來。在國內外為《公開信》和《簽名信》宣傳造勢的壹連串活動，也隨即展開。至此，由《公開信》發其端，已經釀成了壹個以要求大赦和釋放魏京生為主題、有境內、外不同政治勢力介入、並引起國際輿論高度關註的政治事件。這裏不妨稱之為「《公開信》事件」。

巨大的輿論壓力終於「撬開」了中國官方的口。1989年 2月22日，中共司法部有關負責人以「答記者問」的方式發表談話。這次談話所直接針對的，雖然是《33人簽名信》的，但實際也是官方對《公開信》首次公開正式地表明立常如果撇開其中的無端指責、外交詞令和官方套話，那麼，透過發言人的某些曲折表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談話【註 4】至少從以下四個方面，披露了北京當局對《公開信》事件所發出的政治性指控：

（壹）認為該事件是要通過「制造輿論」，對黨和政府施加壓力；（二）認為該事件是試圖以方勵之等人為代表，「對中國政府形成『壓力集團』」；（三）認為該事件有境外「反動組織」參與了策劃和運作，並得到了美、臺反動勢力的支持；（四）認為該事件有幹擾和破壞國內安定團結、引發社會動亂之嫌。　　平心而論，以上四條指控中的前三條，若剔除了其中那些帶有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用語，應該說，大體都是客觀的、準確的。問題只在於：公民是否有權對執政黨及其政府公開提出批評、發表不同的政見？在滿足相應法律規定的條件下，政府是否應該允許各種「壓力集團」和反對派組織合法存在？至於第四條，所牽涉的則是另外壹個問題，即面對當時官、民之間已經出現的那種緊張局面，政府和民間應當選擇何種互動的方式，才有助於消除分岐、化解矛盾，以至避免釀成社會動亂？這些問題，從最壹般、最根本的意義上歸結起來，其實就是政治文化的問題。後者至少包括：（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論；（二）政治價值（包括政治倫理和政治道德）；（三）社會政治心理。

很明顯，如果以中國官方政治文化的視野來觀察，則司法部負責人對《公開信》事件提出的四項「指控」，不僅充分地「合理、合法、合情」，而且已經是官方向有關的當事人及其群體所發出的壹種嚴厲的警告！因為這些「指控」實際已向後者指明了事態繼續發展下去的「危險性」，也就是打了招呼──「勿謂言之不預」！事實上，在後來發表的關於89民運的兩個最重要的官方文告，即《人民日報》「4.26」社論和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對89民運所作出的政治定性，也基本是延用了司法部負責人的這壹套指控模式，只是「事件」已被無限地「上綱上線」，有關的言行已被羅織成所謂反革命暴亂的罪行而已！

那麼，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對《公開信》和《簽名信》又是如何解讀、如何反應的呢？　　大凡經歷過反右和文革、熟知中共政治邏輯的大陸知識界人士，對中共及其政府對《公開信》和《簽名信》可能做出的政治定性和決策，是不難做出準確估計的。因此，他們當中屬於改革派的不少人士，如蘇紹智、欽本立、夏衍、馮亦代和王若水等等，在司法部負責人發表談話前後，紛紛出面對《公開信》和《簽名信》予以聲援和保護。其內容大體不外以下三點：

第壹，他們站在改革派的立場上，幾乎壹致地強調了實行大赦有利於改革，並力圖把《公開信》和《簽名信》的政治意涵主要限定於「意在推進改革」的範圍。這壹點，本來就赫然寫在《簽名信》的正文裏，但是司法部負責人硬是對此視而不見。第二，他們通過援引中共憲法的有關條文，不僅為「大赦」指出了法律依據；而且為《公開信》和《簽名信》本身的合法性做出了論證。第三，他們還通過列舉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若幹「成例」，為《公開信》和《簽名信》進行了不無「傳統主義」色彩的辯護。如蘇紹智先生說，「我國在建國十周年之際，曾經大赦戰犯，它反映了國家之穩定與強大。今年欣逢建國四十周年大慶，每逢大慶，舉行大赦，是合情合理的」【註 5】。再如欽本立說，「在建國40周年，『5．4』運動70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是壹件合乎天理、順乎人意的事情。59年、75年做過兩次，把末代皇帝溥儀和壹批國民黨戰犯都釋放了，是有積極意義的。冰心等同誌提出這個建議（按指《簽名信》中關於大赦的建議），是值得稱贊的。」【註6】。

總之，改革派知識份子們如此苦口婆心，無非是要表明，不論是從政治、法律或是從傳統、民心的角度看，《公開信》和《簽名信》都是合理、合法、合情和有益的。他們這樣做，顯然也是試圖在《公開信》事件的當事人與執政當局之間，盡力尋求政治和文化上的共同點，以便為雙方的對話鋪設必要的基矗大體上說，這也正好反映了中共內部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開明改革派在整個89民運過程中的立場和態度。

至此，以方勵之先生發表致鄧小平公開信為起點和契機，所有參與89民運政治博奕、並在其間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的四大派政治勢力，已然全部浮出了水面！這四派政治勢力是：（壹）以方勵之先生為代表的西化派知識份子。後來沖出校園、走上街頭的廣大青年學生，則既是西化派知識份子的弟子，又是被後者召喚出來沖鋒陷陣的主力軍。（二）以鄧小平和陳雲為首、主要由斯大林主義者和槍桿子主義者所構成的中共頑固派。（三）以趙紫陽為為代表的中共開明改革派及其知識份子。（四）以美國為代表的、主張對中國大陸實行和平演變的國際（或境外）勢力。

【附註】

（1）參閱蘇紹智：《十年風雨》，臺北，1995年，頁261～287。

（2）參閱常勁和沈彤的回憶 ──《回顧與反思》──之第壹部份，萊茵筆會出版，1993年。

（3）《新科學》，朱光潛譯，北京，1986年，頁89。

（4）《就陳軍等人寫信徵集簽名事，司法部有關負責人發表談話》 ，《人民日報》1989年2月13日。

（5）同（1），頁265。

（6）同（1），頁266。

二、西化派的困境及其與改革派知識份子的分野

在《方勵之先生的公開信與89民運》中，筆者曾經指出，89年初的《公開信》事件發生以後，改革派知識份子曾經試圖在事件當事人與中共當局之間，盡力尋求政治和文化上的共同點，以便為雙方的對話鋪設必要的基矗現在看來，他們當初的這種良苦用心，實在是未免太「天真」了點兒！他們似乎沒有註意到，自從80年代中期以來，「全盤西化論」已經與中國官方以「四個堅持」為基本內容的政治傳統主義，形成了不可調和的對立。正如司法部負責人的談話所表明地，當鄧小平等執政者在傳統主義的政治文化背景上來解讀《公開信》和《簽名信》的時候，他們是根本不可能像善良的改革派知識份子那樣就事論事、那樣不帶偏見和敵意的！

反過來，作為西化思潮代表人物的方勵之先生，也遠不像改革派知識份子對「改革」那麼熱心。因為在方先生的心目中，「改革」似乎不足道；方先生當然更不會像後者那樣，著意從中共的「70年」和「40年」的歷史和傳統中，為自己今天的言行去尋找根據或借鏡。因此，盡管《公開信》和《簽名信》同樣都指出，實行大赦有助營造良好的社會氣氛，但《簽名信》明確地把實行大赦與「創造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聯系起來，而《公開信》則對改革只字未提。另壹方面，與《簽名信》不同地，《公開信》雖然在其開頭也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40年」和「5．4運動的第70年」，但它緊接著就以壹個「但書」──「但是，比之回顧過去，更多的人可能更關心今天更關心未來，期待著兩個紀念日會帶來新的希望」──沖淡了這兩個紀念日在《公開信》及其所涉及事務中的意義。

可註意者，《公開信》與《簽名信》之間的這兩點差別，看起來雖很細微，但其意義卻不可小視！因為第壹，這種差別從壹個側面顯示出，在80年代，中國的西化派知識份子為什麼從歷史、傳統到現實的政治主張，均與改革派有點格格不入，似乎與後者很難找到多少共同之點。第二，這種差別也明顯拉大了西化派知識份子與改革派知識份子之間的距離，造成了兩者之間的隔閡。其原因是，「全盤西化」無疑意味著對中國大陸現存制度、體制和文化之全面徹底的否定，因此，它不僅與現政權處於完全對立、乃至對抗的狀態，而且由於改革很難壹下子滿足「全盤西化」的「胃口」，它與改革往往也是很難協調的。

不能否認，以方勵之先生為代表的西化派知識份子，即使在西化思潮鼎盛的80年代後期，亦沒有完全放棄與執政當局尋求共識、進行對話的願望。否則，他們又何必向鄧小平「上書言事」？問題在於，他們用以與對方進行溝通或對話的思想和價值觀念，根本不可能為對方所接受。請看《公開信》的最後壹段：

「今年恰好又是法國大革命的 200周年，不論怎樣看，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受到人類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註1】

顯而易見，方先生這裏是想在法國大革命以來的西方現代史和與之相伴生的壹套價值觀念的基礎上，與鄧小平進行溝通，並據以建立共識！然而，鄧小平壹代中共領導人，作為毛死後中共之政治傳統主義的擔綱者，對於《公開信》的這種文化意涵或取向，除了充滿敵意和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之外，大概只會投以輕蔑的壹笑！因為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們不僅曾「見識」過所謂全盤西化這類「文化時髦」，而且在他們的記憶中，「全盤西化」也是當初被他們當做「破了產」的東西而扔掉了的「破爛兒」！

當然，問題倒並不僅僅在於鄧小平者流如何看待「全盤西化」。令人遺憾的是，至今在大陸西化派知識份子群體中似乎仍然雄踞領袖群倫地位的方勵之先生，他所謂全盤西化，姑勿論其對錯，亦不言其可行或不可行，其內容竟然是如此之荒疏，以至我們只能把它當作壹個政治鼓動的「口號」！正如德國學者克勞斯比爾科指出的：對方勵之來說，「全盤西化首先是壹個政治主張，而不是壹個真正的目標。」【註 2】而照我看來，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方先生無論在政治或文化上，對中國大陸的現狀，基本只具有否定性、破壞性的意見，而對它今天的出路和未來的前途，卻並無任何真正切實可行的見解和主張，更不用說成體系、具規模的思想或理論了。就是說，方雖然提出了「全盤西化」的口號，但他對中國能否「全盤西化」和如何西化，其實並沒有明確、具體和比較完整的壹套看法。因此，盡管「全盤西化」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但真正的目標和路向卻是模糊的，不確定的。

然而，看來至少在80年代，「全盤西化」論在思想內容上的這種空洞荒疏，卻絲毫沒有降低和減弱該派知識份子對西化的自信和堅執。無奈的是，他們手中並沒有與「全盤西化」相配合的「新武器」。因此，盡管他們常常以新潮的「西化」為標榜，實際卻不得不到由昔日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經歷所沈積下來的思想和經驗的「舊武庫」中去搜尋，去翻「老家底」，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舊武器」來代償「新武器」的闕如！我相信，任何人只要讀壹讀方先生當初那篇關於「全盤西化」的非常著名的演說詞，大概都不難確認，筆者此言絕非故作驚人之論。因為方先生所謂全盤西化，其全部策略的精義，原來就只在壹個「沖」字：

「關於這個意見，即全盤西化，這不是我們提的，是壹百多年前開始出現的，他們的精神也就是說要讓先進的文化來沖擊我們所有的方面，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教育，所有的都要沖擊，然後看看。當然，在這種沖擊之後，我們會有好的東西保留下來，壞東西都全部被蕩滌掉。」【註3】

讀罷方先生的這段話，相信凡是曾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大概都不免要問：方先生這種胡打亂沖的「西化」策略，與毛澤東當年教導我們的「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相比，除了「目標」不同而外，就手段和方式而言，究竟有什麼區別？方先生在80年代通過這樣的講演而在青年大學生中間鼓動起來的反叛精神，除取向而外，就其盲目性和破壞性而言，與當年的林副統帥要紅衛兵小將和造反派們發揚的那種所謂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造反的「五敢精神」又相去有多遠？

不錯，方先生的這些說法，有可能是針對著「四項原則」對人們思想的禁錮。或許，他是想要借助激烈的言詞來打破由「四項原則」所劃定的思想禁區。這在壹定程度上，也是不難理解的。問題是，方先生的「全盤西化」是作為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壹種「整體戰略」而提出來，並且也恰恰是以這種面貌而在大陸知識界、特別是青年知識界被傳布的。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觀察，那麼，對這種在80年代中國大陸業已發散成壹股規模相當可觀的思潮、且明顯是不自覺地基於「鬥爭哲學」而形成的壹種關乎中國現代化全局的思路，就不可僅僅以「過激之詞」來看待了！

這裏，我們遇到了壹個極為尖銳的問題，那就是：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和全面現代化，能否在這種來自共產革命的傳統、並以「破壞」為其基本功能指向的毛式「革命文化」的基礎上，借助「鬥爭哲學」而得以實現？這實際上是壹個遠比人們在口頭上是否反對專制和是否擁護民主更為復雜，也更為基本、更為深刻的問題！

【附註】

（1）參閱蘇紹智：《十年風雨》，臺北，1995年，頁267。

（2）克勞斯-比爾科:《現代化與西化》，萊茵筆會出版,1992，頁73～74。　　（3）方勵之：《我們正在寫歷史》，臺北，1989年，頁4。　　　　三、「鬥爭哲學」與「方勵之─魏京生現象」

說來難以令人置信，曾經被西方媒體廣泛贊譽為中國民主運動的旗幟、同時亦曾經被大陸的反對派人士普遍擁戴為精神領袖的方勵之先生，其「全盤西化」的基本策略，竟然如此鮮明地浸染著濃厚的毛式「革命文化」及其「鬥爭哲學」的色彩！其實仔細想想，這也並不奇怪。因為畢竟，方先生和我們大家壹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紅旗下接受政治教育的；我們的政治哲學和政治思想理論「大廈」，最初也都是在毛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然而，人的政治啟蒙教育卻不可能重新、從頭來過；個人頭腦中的政治哲學和政治思想理論大廈，也不可能待完全推倒後再進行重建，而只能經由自己的再學習、再教育而逐步加以改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新獲得、新接受的政治話語，往往貼在表層，浮在上面，很容易在不經意間被拿來當做舊思想、舊觀念和舊理論的「包裝」。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新瓶裝舊酒」。另壹方面，我們對新學到的壹些政治概念、學說和理論等等，也未必能馬上就真正地理解和把握；新東西和舊東西在腦子裏難免會糾纏在壹起，彼此不易剝離清楚。這又會導致「新酒攙舊酒」。由於最近20年來，中國大陸正處於政治巨變前夕的躁動期，對於每壹個在此之前已經成年的大陸人來說，發生上述兩類現象都可以說是正常的。因此，我們這裏雖然指出了方先生政治思維上的上述問題，但對方先生本人卻絕無任何特別的不敬之意。

不過，筆者在這裏還是想指出，上述兩類現象確實常常比較突出地表現在諸如方先生和魏京生這樣壹些政治上敏感、且易於沖動的人身上。他們共同的特點是，能夠較早地在政治上感受到某種新的動向、新的趨勢、甚至新的潮流，也樂於接受新鮮的、特別是富於刺激性的政治術語和觀念，更急於（方）或勇於（魏）表達自己的政治感受。這往往使得他們像「早啼的雞」，有時不免會陷於孤獨和淒清（如70年代末期的魏先生）；但也有可能壹時被當做「鶴立雞群」式的英雄（如80年代中、後期的方先生）。彼此在政治文化氣質上的這種相似性，或許也是方先生當初之所以在《公開信》中對魏要特別加以關註的原因之壹吧。

當然，「同氣相求」絕非《公開信》對魏特別加以關註的最重要的原因，更非其唯壹的原因。因為方先生作為《公開信》的作者，魏京生無疑首先是他「人道救助」的對象。但是在我看來，除此而外，當時魏對方至少還具有下述雙重重要的意義：（壹）作為壹個「覺醒了的紅衛兵」，魏曾公開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口號，乃是最早、最鮮明地表達了西化派之基本政治要求的代表人物之壹；（二）魏京生作為當年「老紅衛兵」的壹名「戰士」和中共衙內黨衛軍──「聯動」──的壹名骨幹，直到70年代末期，其思想方式和語言風格，還相當鮮明地保留著當年「革命造反精神」的遺跡（對此，筆者將在適當的時候另外著文說明之），這在客觀上也恰好符合方先生那種「沖字當頭」的「西化策略」。這樣，不管魏京生本人的意願如何，也不管方先生自己是否明確地意識到，魏在事實上都具備了足夠的「資格」，以被方當作為推行其西化策略而必須召喚出來的那種「西化加造反」精神的象徵性人物！我以為，這才是為什麼方先生當初在《公開信》中特意把魏從「所有類似的政治犯」中突顯出來、並於爾後在海外帶頭為魏爭取諾貝爾和平獎的最根本的原因！

如此看來，方勵之先生的《公開信》所隱含的文化意涵其實很不簡單：它反映並召喚了在當時中國大陸的歷史舞臺上存在和遊走著的四種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精神。這些文化精神是由信中「出現」的三個「當事人」分別代表或象徵的：

第壹，方本人所代表的西化思潮。第二，由魏京生所象徵的以「革命造反精神」為其基本內容的文革遺緒。而鄧小平則壹身二任焉：當他舉起左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他便與陳雲派和槍桿子主義派合流，代表集中反映中共元老派意誌和利益、並且以堅持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為其基本綱領的政治傳統主義；而當他舉起右手抓改革開放之際，他又扮演經濟改革派的旗手，此時他雖然也有可能在政治上表現出某種開明，但他「棉裏藏針」，實際卻是新權威主義陣營的「龍頭老大」，真正的掌門人！

<<萬位讀者周刊>> 第38期 (2000/6a)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