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周恩来”这个话题而言，《晚年周恩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那种无论在中国大陆或海外都非常流行的二元对立的认识和评价模式；与此同时，《晚年周恩来》还依据大量可靠的和比较可靠的资料，从文革当时的现实和以往的历史两个维度，对周恩来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和揭示，从而描绘出一个比较真实而完整的周恩来形象。我认为，这既是《晚年周恩来》的不同流俗之处，也是《晚年周恩来》的一个显着的总体性特征。

《晚年周恩来》是一本大书。所谓大，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它的篇幅长，长达六百多页；二是指它的历史内涵份量重，几乎涉及文革中发生的所有影响全局的重大事件和周、毛之间几十年的全部恩怨是非。这么大、这么严肃的一本书，作者写作之辛苦自不待言。那么，作为一个读者，阅读过程中的感受又如何呢？

平心而论，若论历史掌故和宫廷秘辛，《晚年周恩来》》远不及李志绥的回忆录有“戏”可看；若比故事性、趣味性和修辞文采，《晚年》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也不算出色；即使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分析上看，我们似也很难说，《晚年》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深刻洞见。但我还是一口气把它读完了。何以故？──《晚年》有它自己显着的优势或长处，即与同类着作相比，它提供了有关周恩来的更可靠、也更全面的信息。这使得《晚年》在同类着作中犹如异峰突起，显得特别出众。换言之，《晚年》的价值既不是来自它的“艺术性”或“趣味性”，也不是来自书中随处可见的那些政治的和道德的判断，而是来自它所提供的关于周恩来的比较系统的知识。

然而，这种知识上的“全面性”，往往也会带来理解和解释上的困难或困惑。试想，偌“大”一本书，言及周恩来政治生涯的方方面面，要想“删”其繁，就其简，把握其要领，又谈何容易？或曰：“善读书者，书越读越薄。”这自然是读书人人皆向往的一种高妙境界。问题是，如何才能达于此种境界？而所谓薄究竟该“薄”到什么程度，能“薄”到什么程度？就以《晚年》为例，极而言之，我们能否用一句话、或一个短语、甚至一个词来概括书中所呈现出来的周恩来形象，以标志他在文革中所扮演角色的特征呢？

这实际上也是《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先生当初曾经提出的问题。他在《晚年》的“引子”中，便以“设问”的形式提出了下列问题： “周恩来究竟是何许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换句话说，他究竟是圣坛上道成肉身的完人，还是大奸若忠的伪君子？是浩劫中扶危定倾的功臣，还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是有意扮演双重角色，善于在政治上走钢丝的演技大师，还是个内心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两面人？” 这些问题都极尖锐，但也是人们在有关周恩来的各种作品和议论中，经常可以看到或听到的。其最终目标无非是要在互相对立的两个极端上，为周恩来确定一个位置，以作为“盖棺定论”。这种认知和判断的方式，虽然有其特定条件下的合理性，对政治宣传可能有效，在街谈巷议中通常也不会有什么害处，但它对人们的观察视野和思考空间毕竟构成一种无形的“桎梏”。可贵的是，高文谦先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在海外中国知识人当中似乎并不多见。我以为，他之所以要在《晚年》的一开头就把上述问题罗列出来，一方面固然是要提醒读者注意，但另一方面，也是要公开表明，自己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正是要解开由这类提问本身所造成的认识和判断上的“死结”。

细览《晚年周恩来》全书可知，尽管其中许多议论的政治倾向性和表现于修辞上的感情偏颇相当明显，但至少就事实的陈述来看，《晚年》对周的观察视角是多维的，变换的。读者从《晚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在文革中的经历几乎涉及“党和国家事务”的一切领域。他在不同领域里扮演着不尽相同的角色；而即使在同一个领域，甚至对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如贺龙和刘少奇)，他的立场和态度也常随时间、场合和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一个读者从这本书的描述中究竟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周恩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从哪个领域，哪些事情和哪个方面来进行概括的。譬如说，假如你仅仅着眼于政治领域和周对毛臣服的一面，那么，你在《晚年》中所看到的周恩来，就无异于毛的一个“跟班”或“随从”。但当你一旦把自己的视线转向其他领域、特别是转向经济领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时的“周恩来”跟刚才的那个不大一样，有时甚至很不相同，没准儿，你还会把他看作一个“浩劫中扶危定倾的功臣”呢！进而言之，假如你想对当时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及活跃于其间的周恩来，进行一番全景-历时态的观察，那么，《晚年》呈现于你眼前的，大致将是这样一幅图景，即虽然总的说来，毛和毛所发动的文革始终好象是横挡在周面前的一堵无法逾越的大墙或界限，但在这道大墙之内，周在实际上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周与毛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时远时近，时张时弛。因此，周在跟随毛“继续革命”的同时，他对毛的态度却不断经历着各种各样微妙的变化，他对毛的“文革路线”之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抵制，也呈现出或消极(如前期对“刘少奇专案组”的态度，《晚年》第246页)、或积极、直至“唱反调”(参见《晚年》第七章)等不同的态势。面对这幅图景，怎样为周进行角色定位才算是“客观的”、“公正的”呢？你可以说，他在文革中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帮凶”，但如果你说，他虽然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他毕竟是一个对毛和毛发动的文革有所抵制，因而减少了文革的损失的人，那也未必就全然丧失了“客观性”和“公正性”。不过，假如你要我用最简洁的方式来表明自己读过这本书以后对周的总体印象，那我宁可说，《晚年》中的周恩来“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诚然并没有具体地回答“周恩来何许人？”的问题，但这四个字用于此处，其意味也是很清楚的，无非言其角色多重，人格复杂，色彩斑驳，难得“一言以蔽之”而已。对于周这种“一言难尽”的复杂性，大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或多或少都可能会有些印象，因为正如《晚年》的许多记录和陈述所表明的，周的“复杂”不仅直接表现在他的许多公开言行中，而且也会通过当时舆论宣传的某些微妙变化而曲折地反映出来。因此，尽管一般说来，这种印象是模糊的、肤浅的、凌乱的，但这种直观印象在经历过文革的那几代中国人当中，却绝不会是极个别的现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有关文革的许多回忆录和理论探讨文章中不难得到验证。李慎之先生生前也曾说过，“共产党中真正复杂的人物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鉴于李先生的工作经历，和他在知人论事、臧否人物上的眼光和胸怀，我相信，他这样说必定有他的“充足理由”或根据。而他也确实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要写一篇“全面分析周恩来的文章”。他所谓全面分析，我理解，主要针对的是在有关周的研究和评价中广泛存在的片面性和武断性的弊病。其典型的表现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仅仅满足于套用“真或假”、“善或恶”、“美或丑”等“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以这种模式来限制观察的视角和思考的范围，进而武断地把历史人物“塞”入此一范畴或与之对立的另一范畴。这是一种极其庸俗的辩证法。如果说，这种庸俗辩证法在资讯时代对于政治宣传的效用已经相当有限，而它从来就不适用于对历史人物的学术研究的话，那么，在评价周恩来这样一位特别复杂的政治家时，就尤其应当避免这种简单、片面和武断的倾向。令人遗憾的是，李慎之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写出这篇文章，把他的“理由或根据”公之于世，他就盍然长逝了。

现在看来，高文谦先生这部力作的出版，客观上是接续了慎之先生留下的话题。这种看似偶然的联系，却显示出中国好几代知识人之间在思想和旨趣渊源上的一种共同背景，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如上所说，在有关周恩来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上，高先生对于那些在两极之间各执一端的种种说法不满意，不认同，并试图扬弃之，进而代之以对周氏尽可能“全面”的陈述和评价。足见慎之先生当初之所想，也是高先生写作本书之初之所想。不同的是他们各自的“命运”！对慎之先生来说，尽管他直到暮年仍然壮心不已，有意撰写“全面分析周恩来的文章”，但天丧斯文，如之奈何？因此，他只是提出了“全面分析周恩来”的话题，但是他最终也未能把这一长期酝酿于自己心间的话题生发开来。而高先生则不但有条件、也有能力把这个话题予以相当充分的展开。

这表现在：就这个话题而言，《晚年周恩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那种无论在中国大陆或海外都非常流行的二元对立的认识和评价模式；与此同时，《晚年》还依据大量可靠的和比较可靠的资料，从文革当时的现实和以往的历史两个维度，对周恩来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和揭示，从而描绘出一个比较真实而完整的周恩来形象。我认为，这既是《晚年》的不同流俗之处，也是《晚年周恩来》的一个显着的总体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