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稿（《中国牛仔》，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付梓前，小雅来信要我写篇序。最初我有些犹豫。这不是毫无缘由的。

记得以前我跟小雅也曾多次议论过毛，观点每不合姑且不说，奈何彼此对毛的感情相差如云泥，以致一涉及有关话题，往往就“话不投机”，小雅因此还曾半开玩笑地指我为“阶级异己分子”呢。

小雅的这种态度倒不是只针对我一个人，正如她在最近言及本书的一封来信中所说：“到了晚近几年，即使我已经开始考量毛泽东本人在整个他制造的灾难中的责任，我也一直没有怀疑他的‘正义性初衷’。面对我的这个‘信念’，我不惜与朋友‘翻脸’，对某些‘先知先觉’抱嘲讽的态度。”回想起来，我知道小雅所说的“先知先觉”不是指我，“嘲讽”自然谈不到，但她的“翻脸”我是领教过的。而且，至少在当初，她似乎觉得“正义性初衷”是张很有威力的“王牌”，“实证主义”也可以为她的上述信念提供充足的学理依据。显然，那时她还没有意识到，坚守这样的“信念”无非表明，她在评价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时所坚守的，仍然是传统的“意图伦理”或“心志伦理”原则，其实与“实证主义”并无多少关联。不仅如此，这种理论原则上的偏颇或“误区”，还很容易为无耻政客们所利用，以便他们制造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推卸和逃避自己应付的责任。作为一个学者，我以为，是理应对其保持必要警惕的。退一步说，即使在当初，人们质疑甚至否定毛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正义性初衷”，进而对他作道义和政治品质上的谴责，那也绝非毫无根据。因为在中国知识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57年反右时毛的“阴谋－阳谋”之辨是一种极其卑鄙的政治勾当？至于59年毛在庐山会议上固执错误、压制批评，为此不惜施展典型的流氓恶棍手段，到上世纪80年代，不是也早已大白于天下了吗？如此等等。由此看来，在有关毛的基本判断和评价上，小雅过去与她的朋友之间存在的分歧，其要害恐怕并不在于对方有无可靠的“证据”，甚至也不在于是否涉及个人及其家庭的利害，而在于对以毛为大家长、以中共老干部为主体的那个“革命大家庭”的基本伦理原则和与此相应的伦理情感认同还是不认同。

麻烦的是，这种分歧并不象思想观念上的歧见那么自觉而分明，而是与趣味上的差别相类似，不仅难以理清头绪，而且异常深刻，几乎无孔不入地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因为说到底，这种差异和分歧是源于个体生命对群体或社会的不同归属感。许多老共产党员，“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哪怕自己遭受了党的莫大委曲和冤枉，也甘愿以死明志，临死还要嘱咐自己的亲属子女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这种对中共“革命大家庭”之生死不渝的认同、归属和依恋感，不是信仰而胜似信仰，理性的光芒通常是很难穿透由此而生成的浓重情感“云雾”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许许多多具有这种“情结”的共产党人，通常绝不会因为党冤枉了他们，错误地处置了他们而轻易超越这种情节的樊篱；那些深受其影响的人，例如不少中共老干部的子女，在感情上往往也难免与这种特殊的伦理传统“剪不断，理还乱”，扯不清干系。比如说吧，按照小雅的自述，自1959年到文革，他们一家人也曾遭受过以毛为首的当权者种种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迫害；另一方面，在中共老干部子女当中，起码在思想观念和政治价值的选择上，小雅也明显属于为数不多的“另类”。但小雅在对毛的感情上还是与戴晴等有某些相似，对毛一口一个“老人家”。这在她们所熟悉的那个“圈子”或“政治社会”中，不过是一句习以为常的“口头语”。可是，我听了却不禁要犯嘀咕－－“老人家”？他是谁家的“老人家”呀？！这不是说，业已作古的老毛还不够“老”；而且我和毛及中共既无杀父之仇，也无夺财之恨。但我与中共那个“革命大家庭”及其伦理传统，实在是不搭界。何况就个人的亲身经验而言，我也绝不可能把毛纳入家庭伦理或日常社会伦理的范畴来看待，甚至以“老人家”这种透着慈祥和亲切意味的词儿来称呼他。反过来，假如我说毛泽东是（政治上的）“真流氓”，小雅听了也“反感”不已。试想，如此这般，彼此怎么能谈得拢呢？

以上所言虽然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但毕竟都已经是陈年老话。有趣的是，读了本书的“引子”和小雅最近的有关来信，方知小雅不仅无意回避这本“老黄历”，反而将其当作一种“资源”，即借以对毛和对自己以往精神历程进行反思的“基点”。因为小雅写作本书的宗旨，就是要解构她心目中原有的毛泽东形象，通过寻找毛的“灵魂”来重新认识毛，同时也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一条很好的思路。待读完小雅寄来的本书各主要章节，我发现，撇开中国官方有关毛泽东的那些历史叙事不提，即使仅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国民间史学的视野来看，这也是一本很有特色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小书。

假如不避过分简单之嫌的话，那么，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我对本书的整体印象：“一篇史话，两面镜子”。当然，这不是两面普通的镜子，而是“反思”之镜；反思的对象一是作者心中原有的毛形象，二是由毛赋予其“语言和思维模式”的一代人，其中也包括小雅自己。这样，我就觉得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了；于是便把自己阅读《牛仔》时的一些看法，包括以上所说在内的所感所想记录下来，权当作序。

在我的心目中，小雅虽然与她的同代和上几代知识人一样，也曾长期任职于中国官方机构，但“身在曹营心在汉”，她其实更是一个民间史学中人。就此而言，她与海外从事文革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若干学者属于同一个范畴，都是相对于北京政权的“体制外”民间史学家。不同的是，小雅至今仍然“坚守”在中国本土，其处境自然更加艰辛。而由于她的批判的眼光常常是“双向”的，即既对准了中共当权者，也瞄着异议人士，再加上她的个性，这便使得她即使在“体制外”群落中亦不免处于“和者盖寡”的孤立状态。因此，不管别人对她的著作作何种评价，但她的文、书本身确实都堪称“苦心孤诣”之作。

据我所知，小雅从事民间史学的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民间史学尚处于死而复生之际。史观和题材上力图突破禁区，同时尝试着改革和引进方法，乃是当时民间史学的几个主要着力之点。其间小雅出版了一本关于严复的书，那是她在民间史学界的第一次“亮相”。不过后来的事实表明，真正对小雅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还是80年代她对知识界民间性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她对“体制外”知识分子活动的参与、追踪和思考。由此，她不仅在《海南纪实》上发表了《过渡文化的十年》第一章，而且为日后关于八九民运的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经验基础。在这种意义上，《八九民运史》作为一部“豪端血泪凭泼洒，块垒翻胸苦作诗”的“悲愤”之作，它所描述的虽然是八九民运的始末，但同时也是小雅整个80年代对改革、特别是对体制外知识分子及其活动历史之观察和思考的一次概括或总结。

我们知道，“民间史学”无论就其成员分布或研究课题来看，都是相当分散的；而以《八九民运史》为标志，小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她的史学研究始终以“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及其活动为主题。她同情、认同、支持甚至寄希望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及其运动，但她却始终不曾被其中的任何一个组织或派别“有机化”，她因而也能够站在相对独立的立场上，对其保持冷静的审视眼光和严肃的批评态度，尽管她的视角有时未免偏颇，她的某些观点我也不敢苟同。

初看起来，《中国牛仔》》（以下简称为《牛仔》）与《八九民运史》的主题截然不同，因为它的主人公已经不再是体制外知识分子，而是其“对立面”－－毛泽东。这似乎意味着小雅在史学研究上的一次转向，其实不然。因为在她看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今天，我们——不论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或是已经逃离了这片土地的人，仍然无一例外地生活在他老人家的阴影中”。既然小雅说“无一例外”，则被毛的阴影所笼罩的，自然也包括小雅自己，以及所有体制外知识分子和政治反对派人士。因此不言而喻，研究毛，反思毛，以便走出毛的巨大而浓重的阴影，对于体制外知识分子和政治反对派运动都是必要的；而对于小雅本人来说，这也是她原有史学研究的一种继续和深化。事实上，全部《牛仔》所记录的，就是作者通过对毛的若干“历史关节”的质疑、求索、辨证和分析，解构毛和再造毛的历史形象的过程。从这点看，《牛仔》的主题不仅严肃而重大，而且其现实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牛仔》并不象“标准的”学术著作那么晦涩而枯燥，而是一本相当有趣，可读性甚强的书。我以为，这既依赖于作者不俗的史才，也与本书的体例和风格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只要把《牛仔》与《八九民运史》比较一下，就会看得很清楚。假如说，《八九民运史》主要是记事的，《牛仔》则主要是写人的。可《牛仔》又不是一本传记，其重点并不在完整地叙述毛泽东的生平和事业，而是通过讲述在作者看来对于毛的政治生涯具有“关节点”或“转折点”意义的若干小故事，对毛的政治品质提出质疑，并力图在此基础上再现毛泽东的人生哲学、政治人格，尤其是“毛主义”的形成过程和实质内容。因此我说，这是一本重在“知人”的毛泽东“史话”。与此相应，《牛仔》也延续了古代中国纪传体史书“文史一家”的风格。其中的许多章节，如第一章“毛泽东的圣经”，第二章“毛泽东的第一桶金”，第三章第四节“从新村实验开始”，以及第四章第二节中的“笔耕生涯”，等等，不仅故事性强，叙事生动，而且文笔流畅，读来都是饶有兴味、颇有文采的段落。

《牛仔》对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还不止表现在“文史一家”的叙事风格上。读过《八九民运史》的朋友也许还记得，小雅在那本书的自序中曾声明自己是“兰克的信徒”。在《牛仔》中她又言之灼灼，说自己是一个“实证主义者”。老实说，我觉得小雅的这些自我定位似乎都有欠准确。事实上，仅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而论，在当代中国民间史学界，真正可归于实证主义范畴的作者和作品虽然不是没有，但为数极少；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作者，骨子里都深受“春秋笔法”的影响。因此，他们说古论今，每每都抱定了极其强烈的“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垂训劝诫”的宗旨，且往往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单少杰先生所著《毛泽东执政春秋》可谓这方面的典型；甚至连高文谦先生那本以“第一手资料”见长的《晚年周恩来》，也未能尽脱其窠臼；至于小雅和她的这本史话，似也离此未远。这也难怪，因为《牛仔》本来就是一本反思、解构和批判毛泽东的著作，“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不恰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吗？

然则这并不是说，凡继承了“春秋笔法”的史书，只能为读者提供作者一己的“史识”，而很难贡献什么历史知识。欧阳修说：“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诫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为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足见“春秋笔法”之真谛，原本就立足在一个“实”字上，强调的是记录经验事实，所谓直笔正是这个意思。若仅就此而言，“春秋笔法”与“实证主义”并非截然对立；但二者之间相距又何止以道里计！这里且不说史观和史学观上的分歧，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历史事实”通常并不象欧阳修提到的“为君”或“为篡”那么简单明了。而且，假如史家带着“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的强烈目的去研究历史，则难免给其“事实判断”打上鲜明的主观烙印。因此，史家欲“接近”以至求得“历史真实”，不仅要尽力排除自己的主观好恶，还要有一套合理而可靠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必须借助相关科学的研究手段或方法。而所有这些与“方法”有关的知识和能力，显然都既非唾手可得，更非“不学而能”，而是只有经过必要的专业训练和自己长期的摸索才可能形成的。由此便不难理解，何以许多遵循“秉笔直书”之古训的民间史学著作，几乎无不带有朴素实证主义的色彩。“朴素”者，言其既无明确的实证主义的史观和史学观，方法亦不够讲究，缺乏自觉、系统的实证方法也。

比较而言，我觉得小雅这本史话所显示出来的实证功夫，应该说还是比较出色的。粗略地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每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例如关于《水浒》的“传播动力”及其“载道说”，关于毛泽东的“第一桶金”，关于“林彪案”，关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还有关于毛的“遗诏”的疑团，等等－－，作者都尽其可能地全面收集了有关的资料。

第二，“外证”与“内证”相结合。所谓外证，是指对史料本身的真伪进行考订和辨析；而“内证”则是要考证史料所载内容的真假。一般说来，假若一份史料“外证”为假，其内容也不可信。然而，即使是第一手史料，所载也未必一定是历史真相。反过来，一条史料本身虽然看起来不够可靠，其所记所言却未必一定为假。这就要求史家必须将“外证”与“内证”结合起来。就以所谓毛泽东的“遗诏”问题为例。按照“四人帮”的说法，毛死前曾嘱咐他们要“按既定方针办”。可是他们却拿不出任何文字根据。王洪文在其供词中说，毛的这“六字遗言”是张春桥向他传达的，至于毛对张是否有此“嘱咐”，他也没有把握。然而，小雅并没有因此而轻易断言“四人帮”伪造毛遗言。原因很简单：首先，从“内证”的观点看，“四人帮”与华国锋所宣布的“六字遗言”，虽有三字之差，但在“方针”内容本身不确定的条件下，却看不出其间有什么实质性差别。既然华宣布的“照过去方针办”已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并注明系“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那也就很难排除毛对张春秋有过意思相近之言（“按既定方针办”)的可能。其次，从“外证”的角度看，据有人考证，“张春桥最后见到毛泽东的时间是1976年9月5日。四天以后，毛泽东即辞世，这也可以算作毛泽东的‘遗言’。他认为，张春桥还没有‘伪造’毛泽东遗言的‘胆量’”（第七章第一节）。考虑到文革时期的政治状况，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小雅没有放弃对“四人帮”当年曾大张旗鼓宣扬过的毛的“遗嘱”的进一步考证。

第三，在“外证”与“内证”的基础上，对相关资料进行综合考量、精密分析和审慎判断。不妨还以“毛遗言”案作例。小雅发现，其实对于华国锋所依据的“六字遗诏”，也不是没有人提出质疑，例如张玉凤就曾断然加以否定。她的理由是：自1976年4月10日以后，毛再没有任何文字指示。只不过，还有别的资料对张的证言又提供了反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小雅仍然没有对张的证言轻率地加以否定或排除。相反，她对张的证言提出了合情合理的“三点分析”。小雅进而还注意到，有论者指出：“在1976年7月30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有记录记载华国锋传达的毛泽东一系列指示，说：‘毛主席最后指示我们：‘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指示过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同上）小雅关于”毛遗诏“公案”的总体看法，正是在对以上互相抵牾的各种资料进行通盘考量、严密推理的基础上作出的。她认为： 　　

“毛泽东可能既说过‘按既定方针办’，也说过‘照过去方针办’。不论何种说法，意思（方针）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方针是什么，接诏人不明确，审问者没概念，要照着去‘办’的全国人民也不清楚。这就难免让人们产生思想上、行动上的混乱，使得仍抱着愚忠的人们去寻找。”

我以为，小雅的这个结论不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十分荒诞和极为险恶的政治状况：表面上，敌对双方只为毛可能说过的“三个字”斗得一本正经，大义凛然，其实不过是“春秋无义战”，因为他们争夺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党国的最高权力，并且纯粹是“为权力而权力”。而最后呢，则只能通过以暴力为后盾的宫廷阴谋政治来解决问题。

以上所讲只是《牛仔》中的一个例子。实际上，小雅在本书中对一系列与毛有关的聚讼纷纭的问题的分析和判断，都显示出她在实证研究方法上的功力。

纵览全书，我觉得小雅这本书的长处主要在“知人”。作者力图从远祖血缘，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早期经历和革命生涯，以及晚年身体和心理状况等各个方面，来描述毛泽东的个性、政治人格，他的人生观、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形成过程，进而还分析了毛为什么和如何能够从一个农家子弟、边缘小知识分子，终于成长为中国共产革命的领袖和东方极权统治者的主客观条件。要说有什么不足的话，我觉得《牛仔》虽然也正确地指出，中共的极权统治建立在“暴力”和对意识形态的绝对垄断的基础上，但它的分析却明显偏重于后者。另一方面，以我的观点看，《牛仔》在“论世”上亦稍嫌不足。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本书对“毛主义”的理解和阐释不仅显得片面，而且在若干很重要问题上所得出的结论，似也难以令人信服。所谓片面，这里主要指作者将“毛泽东主义”仅仅归结为文化大革命和与之相关的思想或“理论”，认为在长达二十一年（1927－1949）的中共暴力革命中，毛几乎没有任何独创性的思想和主张。在我看来，假如将毛领导的中共武装革命置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来观察，这种看法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其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与作者过高估计甚至夸大了《水浒》对毛的影响和作用有关。在我印象中，关于水浒的一章，本来是本书写得最精彩，也最耐读的一部分。可惜，小雅虽然也指出了毛领导的共产革命不同于古代农民造反，但对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却未加仔细分辨。须知，前者是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由此而建立起来的也是中国亘古未见的极权统治；而《水浒》好汉们的折腾仅仅是“造反”，绝对不具有任何一点现代革命的内容。与此相关，尽管毛与中国古代那些靠造反起家的帝王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如果将两者等量齐观，那就未免失之轻率，失之表面化，对于反思毛和毛主义以及中国式的极权主义，可能反而有害而无益。此外，小雅对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著作和俄国革命的了解，是否也不够详细呢？正如俗话所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把毛与马列及俄国革命作比较细致的对照，毛在思想和实践上的特点就难以凸显，所谓毛主义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至于文化大革命，照我看，本书的基本观点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书中那些五颜六色的“机械式”图表，很容易令人想起80年代曾经在史学领域热闹过一番的生搬硬套所谓控制论方法等“科学主义”思潮的现象，若非画蛇添足，亦属可有可无吧？

不过话说回来，一本不算很厚的史话所能承担的“分量”毕竟是有限的。小雅能够给这样一本小书加载如此丰富和厚重的内容，已经是很不容易和相当难能的了。何况，据小雅介绍，这本书只是她有关毛泽东研究的一部分。作为朋友和读者，我对小雅关于毛泽东的进一步研究及其著作的问世，充满着期待！

2005年1月17日于荷兰莱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