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早上，在暖暖的被窝里睡得正香，不小心把一只脚伸到了被子的外边，本来想在周末睡个懒觉的，却被脚冻醒了，不由抱怨起来：“怎么这么冷？简直快跟武汉一样冷了。”

调温控制器里显示的温度是60度（16摄氏度），这是平时家里人上班上学时的维持温度，忘记把调温控制器设成周末模式了，所以家里的温度就降下来了。看着这个温度，身上不禁打了个寒颤：“把家里弄得跟武汉一样了，冷死了”。说到冷，我总是会把武汉扯进来的，武汉的冬天确实是该诅咒的，武汉的冬天太难过了。武汉冬天的绝对温度其实比华盛顿冬天的温度高多了，但在武汉就是觉得冷，冰彻肌骨地冷。

武汉夏天的名气很大，著名的火炉，无人不晓。武汉冬天的名声也很大，而且名声在外，连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白种老外都惧怕三分。前不久与一个新认识的洋人朋友聊天，问我在中国生活的城市，我说是武汉，他说是中部的那个武汉吗？那里冷得很，他说是从《华盛顿邮报》上读过一篇专门讲武汉冬天的文章里知道的。我后来去查了，那篇文章是从《华尔街日报》转载的，在他们的笔下，“武汉的温度降到了零度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没有暖气。与此同时，北京市民的家里，暖气热得够呛，得开窗降温。”

是的，武汉冷就冷在没有暖气设备，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由于国家的一项政策造成的。早就听说国家规定以黄河为界，河南为南方，河北为北方，北方的城市由国家建造供热中心，由国家统一供暖。南方的城市嘛，听天由命、看天吃饭哈。暖冬，算你逃过一劫；寒冬，嘿嘿，算你倒霉。武汉的地理位置正在南北交界处，不南不北，刚好划成南方，这跟武汉的经济地位差不多，不上不下，正好尴尬。冬天的武汉人，穿着厚厚的棉袄在家里遥望北京，首都人民几乎生活在温室里；远眺广州，春意盎然，无冬无雪，温室花朵处处开。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人比人气死人”，命哪。叹口气，那气都凝成了汽，一团一团的，吹到窗外都不散的。那是武汉人的冤气啊，自然是“冤魂不散”的。

冬天的武汉，潮湿阴寒，绝对温度并不低，但没有取暖设备的家里，跟家外一样冷，坐在屋里跟坐在室外一般，睡在床上可以堪比睡在马路上。长时间在这样的温度下，那真是透心凉，让你浑身冰个透彻。所以武汉人都练就了一身铁打的筋骨，难怪登山运动是湖北的强项，冰天雪地何所惧，风餐露宿只等闲，个板满（TNND），拐子（哥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那时候，晚上睡觉一定要盖上厚厚的棉被，然后把身上脱下来的所有的衣服都盖在棉被上，被子压得严严实实地，只露个头出来。即使这样，我还是嫌冷，要把整个头都埋到被子里。这时，我奶奶就会把我的头从被子里楸出来，然后唠叨一番。其实，把头埋在被褥里，只是个小动作，脱衣服钻进被褥里的那几分钟才是最“冻人”的，这时的棉被，里外温度都是一样，比冰点高不了多少，脱衣服时就感到屋里的寒气，到了被褥里，还是一股寒气，屈卷着身子不敢伸直，特别是那双脚，感到冰凉冰凉的。等睡着了，身子才在迷迷糊糊中伸展开来，但也不敢轻举妄动，头侧动一下都会感到被褥外面的凉气，翻身没有翻到捂热的地方，或许会冷醒。早上起床又是一个难关，离开暖了一夜的被褥确实需要一番勇气，别说还要穿上已经没有一丝热气的衣服了。通常的办法是把要穿的衣服都拿进被褥里捂热，然后再一件件地穿。趁我奶奶不注意，我也要把袜子带到被褥里捂热。

睡觉如此，平时穿衣服亦然，武汉人的冬装一般都是里三层外三层，上身：背心，衬衫，秋衣，毛衣，棉袄；下身：秋裤，毛裤，棉毛裤，再加上棉裤。棉衣棉裤，虽然属于外套，其实上从早上起床穿上，就脱不下来了。一件棉衣，一天到晚这么穿着，一个冬天下来，非成油布棉衣不可，那领口袖口早已镶了厚厚的油啧黑边，油光滑面的，反光能力特强，在黑暗中也能闪闪发亮。武汉人还得往脸上手上抹防冻膏雪花膏之类的东西，往衣服上一蹭，就是一片油迹。那时的孩子们都或多或少地做些家务活，在刺骨的凉水里洗个菜淘把米，从因冰冻而变成细流的自来水管里接桶水洗几件衣服，所以手上长冻疮非常普遍，常常肿得像馒头似的。擦冻疮的药叫“蚝蛤子”油，特别油腻。民间有个偏方，说在春天的时候多用芝麻的花拭擦手背，可以预防来年的冻疮。那一年回安徽的乡下，正好看到了大片的芝麻田，亲眼体会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说法，不过那花被我糟蹋了不少，都被我用来抹手背了。来年，还是长了冻疮。冬天里的冻疮其实还好对付，到天气转暖，冻疮开始痊愈的时候，长冻疮的地方奇痒无比，那才叫难受。

武汉人喜欢在外面过早，就是到餐馆食堂这些地方吃早餐，大人如此，小孩也是这样，夏天如此，冬天也一样。到街头的小饭馆，要一碗热干面，师傅问要二两的还是要三两一碗的，你说二两的吧，再加一个面窝。于是师傅抓一把面放到一个竹制的漏勺里，再把勺在滚烫的汤里来来回回涮几下，把面烫透烫热乎了，提起漏勺，沥干面里的水，把面倒扣在碗里，然后往面里加芝麻酱等佐料。那芝麻酱是专门为热干面调制的，那时候不是用勺子舀芝麻酱佐料，而是用一节竹片子，提起竹片，那挂在上面的酱就自动地流到热干面上了，师傅再麻利地抓几把其它的佐料：“你家，接好”，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就好了。你一边拌匀热干面里的佐料，一边要一个刚出锅的油炸面窝，你就可以开吃了。小时候的早点摊子，没有几张凳子，大部分人手里端着面就站在路边吃。冬天的武汉，呼口气都凝成了白烟，那烟跟热干面里的热气混在一起，倒是热闹。只是那脚在外面站久了，冷得非跺几下不行，一边跺脚一边骂：“个板满的，么样这冷沙”。吃完了热干面和面窝，嘴上都是酱，手上都是油。小时候我们也不用纸擦，两只手在头发上抹几下，去油，再把手在嘴上抹两下，算是擦去了残酱。离开小饭馆，头发油亮油亮的，还散发着面窝的香味，那是我们的第一种纯天然护发剂，嘿嘿。两只手趁着热干面的热乎，交叉地放进衣服的袖筒子里，再也不愿意拿出来了，如有鼻涕从冻红的鼻子里流出，把鼻子凑到袖筒上来回地擦两下，两只手依然留在袖筒里暖和着。一个冬天下来，那棉衣能不“劣迹斑斑”？

小的时候不懂事，不觉得穿着油沥的衣服有什么不自在，也不觉得叫花子有什么寒嘇。大概觉得世界本该如此吧。只在半大的时候，特别同情还在穿开裆裤的小娃娃们，里三层外三层地那么穿着，小棉裤也是厚实厚实的，可裆却是开着的，屁股冻得红红的，那小玩艺儿冷得缩成一团，真不敢想象我的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据说，那也是一种锻炼，武汉的夏天热，把它烤得发烫，武汉的冬天冷，就像把烧红的铁条放到冰水里，那叫淬火。你说说，经过这样锻炼出来的能不是一块好钢吗！曾经写过一篇《武汉男人》，武汉男人真男人也，究其成为真男人的原因很可能与这种锻炼有关。

在孩子们的眼里，世界总是美丽的，孩子们感觉不到苦日子，也感觉不到武汉冬天的寒冷，有东西玩、有游戏做，就能开心。小时候，跟所有的孩子一样，特喜欢下雪，虽然没有条件滑雪，但打雪仗同样让男孩子们开心。雪也是男孩子们恶作剧的好材料，抓一把雪，放到对方的衣领里，对方自然不甘心，也去抓一把雪回应，你来我去不亦乐乎，或者从屋沿下敲一条冰柱下来，当剑拼杀，打闹完了便把“剑”当冰棍吃掉。做一个大雪球扔到正在跳“橡皮筋”的女同学们中间，开心地看她们惊叫着跑开，但看到一个女生眼泪汪汪地清理长头发上的雪的时候，便知道闯了祸，并发誓要怜惜女生，尽管两天后就把誓言忘了，并故伎重演。武汉的孩子们还喜欢踢毽子，武汉话叫“毽多”，冬天里几乎每个孩子都穿棉鞋，正好适合踢毽子，女生喜欢踢，男生也喜欢踢，女生比谁踢得多，男生比谁的花样多。我们学校里毽子踢得最好的是一个男生，我们都叫他“假姑娘伢”，说话和动作都十足的女性。那时候不知道有同性恋，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前几年，我回去探亲还见过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人来兜售绒毛玩具，他给自己买了一个，高兴得像一个小女生一样心花怒放，仍然是女性化的动作，仍然是女性化的口气。那时他正在闹离婚，我没有看出来他对同性感兴趣，但他对异性没有兴趣倒是显而易见的。扯远了。

武汉的冬天难过，是我们离开武汉后才体会到的。那时候，我们总喜欢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第三世界人民比，喜欢跟生活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人比，我们自认为是上帝的宠儿，幸运得不得了。有一次，我父亲要去参观大庆，第一次去那么北的地方，一家都担心，琢磨着武汉都这么冷，在遥远的北方岂不是在冰窟窿里过日子？我们生长在南方的人怎么能受的了那番苦？所以，我奶奶千叮万嘱，不要用手去摸铁的东西，整个手皮都会粘扯下来的，在外面千万不要摸冻了的鼻子，一碰会掉的。我倒想提醒，万不能在室外小便，滋出来的尿会立马成冰柱子的。我爸也不敢马虎，专门找部队的朋友要了一套军用棉衣裤和棉大衣，甚至找空军的朋友要了一双飞行员专用的皮毛手套。我父亲在大庆待了十几天，回来时满嘴都起了泡，火气闹的，说那里太热，屋里热得只要穿衬衫，食物都是热量大的东西，热得适应不了。我们这才知道，大庆的“干打垒”比武汉的房屋暖和，才知道那里的人不用在屋里穿棉衣。

来到北美，我生活地方的纬度属于地地道道的中国北方。但这里的冬天比武汉好过多了，家里有暖气，出门开汽车，感觉不到寒冷，真是穿一件毛衣就能过冬了。市政对冬天也有一系列配套的措施，一下雪，马路上铲雪的、洒盐的，好不热闹。特别是学校，天上飘一点雪花，就大惊小怪地宣布学校停课了，哪有武汉人的气节？。

给武汉的朋友打电话，他说今天4度，冷死了。我一看我们这里的温度，室外也是4度，嘿嘿，舒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