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專稿:揭秘穆斯林恐怖自殺襲擊(1)


與大多中文媒體醉心於渲染女明星“不穿內褲、春光乍泄”形成鮮明對比，在西方報刊或網站的版面上，“穆斯林恐怖自殺襲擊”的新聞總是既掃興卻又搶眼地放在頭版頭條；血淋淋的新聞圖片似乎時刻在提醒讀者：這個世界不太平。

幾天前大多美國媒體都報道了伊拉克又壹起恐怖自殺襲擊事件，壹輛滿載炸彈的卡車在提克裏特(Tikrit)附近壹個警察局門前爆炸，導致15人死亡、45人受傷。既然是“恐怖自殺襲擊”，故死者也包括了卡車司機。這類自殺襲擊在伊拉克已經多得難以統計，並且幾乎每天都有可能發生。另據報道，就在發生上述爆炸的同壹天，巴格達南部的另壹起自殺爆炸事件至少使6人死傷。

“自殺襲擊(suicide attack)”越來越成為伊拉克戰爭和世界各地戰爭中，穆斯林極端武裝力量處理軍事沖突的“殺手鐧”，令他們的對手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軍隊無可奈何。多年來，西方軍事專家與戰爭史學者，政治學、社會學、宗教學、人類學、心理學、醫學與精神病學的研究人員都試圖從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尋找“穆斯林恐怖自殺襲擊”的根源。

專家指出，自殺襲擊在軍事上只應被界定為某種“戰術(tactic)”；即使是在視人命“至高無上”的西方軍隊，自殺襲擊也並非絕對地被壹概排斥。相反，在某些極為關鍵的戰役中，從戰爭全局考量，最高軍事指揮當局也有可能允許少量受到嚴格控制的類似自殺襲擊的行動得以進行。但是近二十年來的實踐證明，穆斯林極端武裝力量顯然將自殺襲擊當成對抗西方軍隊的壹種“戰略(strategy)”在使用，並且這種“戰略”的使用具有日益頻繁和廣泛的趨勢----自殺襲擊的執行者已經遠遠不限於現役軍人或男子，甚至還包括婦女和兒童。

“穆斯林恐怖自殺襲擊”帶有強烈的政治、宗教情感和鮮明的種族、獨立意識。美國芝加哥幾所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統計證明，近十年來發生在穆斯林居民聚居地區多達95%的自殺襲擊“都帶有壹個共同的政治傾向”，即“迫使外國占領軍撤離”。該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佩帕(Robert Paper)指出，“自殺襲擊戰略”的“威懾力“還在於它有可能“影響”“輿論起支配作用的西方國家”。

作為壹種戰略，“穆斯林恐怖自殺襲擊”還有壹個明顯特點：它的組織性與非組織性強有力的結合。西方學者特別註意到自殺襲擊者----通常被稱為“殉難者(martyrs)”----的心理特征和行為動機，認為上述“組織與非組織的結合”促使穆斯林人口中自殺襲擊者源源不斷地湧現，而且他們都以此為光榮和神聖。媒體對自殺襲擊的內幕進行過報道，許多證據顯示“穆斯林殉難者”的親屬通常可能獲得壹筆報酬；但也有人提出過相反例證證明不少人“殉難”後僅僅受到“精神嘉獎”。

在穆斯林極端武裝力量有組織地進行自殺襲擊的同時，更多的“個體自殺襲擊者”也在積極配合。國際恐怖主義研究機構的分析顯示，這些分散的“殉難者”在壹定程度上“其實又是有組織的”，而他們的“精神組織者”通常就是極端的穆斯林基本教義派的出版物、穆斯林極端主義組織的電子郵件、互聯網中的自殺襲擊教材以及賓·拉登等人類似心理暗示的“教導和號召”。

西方學者驚異地發現穆斯林“殉難者”遠非美國人在“九壹壹”後對阿拉伯恐怖分子所形容的那樣，“全是壹些瘋子和頭腦狂熱的窮光蛋”；相反，許多自願充當“人肉炸彈”的自殺襲擊者都是“冷靜和富有的穆斯林知識分子”。這些穆斯林中產階級人士雖明知“無法扭轉乾坤”，卻仍深信自殺襲擊是其“唯壹有效反抗和改變世界的方式”。當然，“富有的殉難者”並不代表所有的案例。

另有研究指出，“穆斯林民族極端伊斯蘭教義的灌輸”是造成自殺襲擊者“自願殉難”強烈精神沖動，和穆斯林極端武裝力量內持久“殉難氛圍”最主要的原因之壹。據著名的“巴勒斯坦媒體觀察(Palestine Media Watch)”報道，巴勒斯坦穆斯林男童從小就受到“殉難”的教育，而社會輿論對自殺襲擊的支持度亦壹貫居高不下。

報道說，巴勒斯坦六到九歲的穆斯林男童沈湎於在“死亡遊戲”中“扮演死者”，十到十三歲時常常在新聞媒體面前表達“願意為國家和民族犧牲”的願望。而當他們長到十四歲左右，很多人都已經參加正式或非正式的自殺襲擊訓練。巴媒體並不掩飾少數穆斯林男孩在這種氣氛中所受到的巨大精神壓力，然而據說更多的人都能做到“視死如歸”。報道還描述，壹位穆斯林少年赴耶路撒冷執行攻擊任務之前在寫給母親的信中說，“為我的死慶賀吧媽媽，請不要哭泣，為真主殉道是多麼幸福?”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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