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百万富翁

作者 ： 谢盛友

1995年：  
我们乘坐的伊里奇号为波罗的海远洋运输公司客轮，属于俄罗斯共和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港口上岸后，每个人的护照都得交给船上服务处保管。到圣彼得堡后，若要上岸观光，必须办理俄罗斯入境签证，签证费用大约三十美元。如果参加客轮组织的大型轿车集体旅游上岸，就可以集体办理临时签证。

参加这次中国研讨会的人都一起办理临时签证。有许多与会者都带着小孩参加会议，大人和小孩的护照在上岸后都交给船上服务台保管，因为集体办理签证，交了两百瑞典克郎，下船时每个人都拿到一张临时签证，而唯独我的儿子没有签证。大家都拿到签证准备下船时，我们以为自己的小孩小于六岁不需要签证，因此跟着队伍往前走。大家都在排队准备出境，而俄罗斯海关的工作人员动作非常的慢，拿着你的护照和签证左看看，右瞧瞧，每个人至少被他拖了二十分钟，急得大家在那里穷叫。出去了人在旅游客车里等得不耐烦，尚未出去的人被海关人员卡住检查，也急得瓜瓜叫。我牵着儿子排队，好不容易轮到了我，结果被挡了回去，儿子没有签证。海关的工作人员要我们尽快回去船上找服务台补办签证，我想想，也有道理，小孩不论大小，都应该有签证。当我们补办好了签证，再次准备出境时，又一次被挡住了，这时海关人员说，我儿子的名字不在这个旅游团的名单里，儿子虽有幸上“黑名单”，但无法出境。这时，儿子气愤了起来，用中文大骂：“您为什么不一起说，害得我为了签证要跑一趟，为了名单又要跑一趟？”

海关的警察当然听不懂儿子的中文，没有发怒，但也没有微笑。警察把我们父子俩带到船上，找到船长，要求船长来处理儿子这个“黑名单”的问题。船长的英文不好，我用英语夹杂着德语，一会儿还夹着几个俄语单词，苦苦地向船长解释，我上岸后的确将我的护照和儿子的护照一起交给船上服务台保管，今天才去回来，儿子没有签证和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完全是船上服务的过错。我给船长十马克的
小费后，船长终于明白了，他在名单上补上儿子的名字，并派一位小姐陪我们到海关关口。

等我们顺利过关时，旅游团去参观著名景点冬宫的客车早就开走了。
儿子没有赶上去参观冬宫的旅游客车，感到极度的委屈，尽管出了海关，来到了圣彼得堡的马路旁边，儿子却没有高兴，眼泪之流，一种受委屈的眼泪，一种受欺负的委屈。孩子觉得太不公平了，他只知道别人有的，他也必须有。他一边哭一边骂：“他们真坏！为什么不等等我们？！”

一边骂一边嚷着要去看俄罗斯，看苏联，他哪里知道目前发生的一切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是苏联的一部分？这时我知道，不管我怎么劝儿子，都没有用，他的自尊心受到损害时，是什么都无法代替的。
我试想雇一辆出租车，把我们父子俩拉到冬宫。然而，我的脑子一下子想起俄罗斯出租车司机有歹徒之嫌，第六感官立刻指令我：不能上出租车！决定做好后，我跟儿子说：“我们不能上出租车，因为我们不懂俄语，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司机是好人还是坏人，弄不好他把我们拉到郊外，拿出刀或枪，逼我们给他美金，不给就把我们父子毙了，妈妈就找不到我们了，也永远没有我们了。因为，因为......”

儿子被我一大串的“因为”说通了，终于放弃了去冬宫的吵闹和叫嚷。于是，我们散步到码头对面的马路上，儿子累了，就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这时，我从口袋里拿出“临时出境卡”(我们的护照被扣压在海关，出境时拿这张出境卡，再次入境时，用出境卡换回自己的护照)，我要仔细看一看这张我儿子来之不易的出境卡。出境卡上面用英俄两种文字，还是原来苏联时代时使用的出境卡，上面仍然写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字样。苏联帝国一夜之间就垮了，有很多东西来不及改，也有很多东西，对于现在俄罗斯人来说，不能改也没必要改。

我是乘坐伊里奇号客轮客轮从瑞典斯德哥尔摩开到圣彼得堡的。苏联时代被称为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的确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位于通往芬兰湾的聂瓦河口的三角洲上。一七零三年彼得大帝在位时，为了抵抗瑞典人的入侵而建立了这个堡垒城市，它是沙皇时代时代的文化、艺术、科学和造船制造业中心，也是俄罗斯面对西欧的一个了望台。
圣彼得堡整个城市被许多运河分隔，因此有六百多座桥梁交织其间，很象意大利的威尼斯，也是欧洲著名的水城。全市的设计别有心裁，有宽敞的大广场、幽怡的花园，有康庄大道，还有很多洋葱式的东正教教堂和华丽的巴罗克建筑。圣彼得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改名为“彼得格勒”。一九一七年，在圣彼得堡发生了举世闻名的俄国大革命，沙皇政权崩溃。

一九二四年列宁去世后，为了纪念他，将该城市改名为“列宁格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个城市被希特勒德军包围长达二十八个月，有一百多万人死于炮火和饥饿。苏联帝国瓦解后，它又改名为"圣彼得堡"。这个欧洲重镇经历了沙皇的残暴、斯大林的整肃和希特勒的围攻，处处留下了凄美的历史痕迹，它有华丽而迷人的冬宫和夏宫，雄伟而壮观的赫尔美达美术馆和圣伊萨克大教堂。然而，我们仰慕而来，失望而到，遗憾而归。

我们这个集体旅游团还好，雇了三辆旅游车，每车配备一个保镖。其他船上的游客独来独往，结果真的碰到了灾难。有一个德国旅客在市中心雇一辆出租车，司机把车开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拿出小刀，威逼他拿出三百美金，一分都不能少，他不多要，只要三百美元，不然白刀进去红刀出来。这个德国旅客给他三百美元后，司机也有江湖义气，把他安全地送回码头。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大量抛售美元，而这里把美元奉为无价之宝，在波罗的海游船公司的客轮上，出售任何物品均以瑞典克郎标价，船上的卡西诺赌场只收克郎，不收卢布，而美元最受欢迎。在圣彼得堡的高级商店里，用美元标价，有些物品指明只收美元，不收其他外币。
傍晚七点多钟，我们走在圣彼得堡的沿河马路上，行人很少，整个城市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个强壮的男士，吃过错药，现在病得很深，简直爬不起床来。这个在欧洲历史上曾经威武一时的城市，尽管它的马路宽敞，基础措施仍在，高楼大厦林立，但整个城市死气沉沉，从人们的脸上，丝毫看不到一点点的笑容，更看不出他们有干劲和冲劲。一座沉睡的城市，一群沉睡的人们，不过，我看到了他们的民族魂仍在，历史一旦给予他们机会，他们很快就会爬起来。

让我讲一讲圣彼得堡的衣食住行。在大街上看到的俄罗斯人，除了某些人穿着时髦外，普遍看到的是，衣服较一般，不少人穿的衣服甚至破旧，多有补丁。商店里，一件比较象样的衣服，标价二十二万卢布，等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半月工资。我的朋友告诉我，俄罗斯的工人，现在的月收入一般为五十万左右卢布，只相当于一百多美元。电车司机或地铁司机，每月可拿到约两百美元的收入。而高档商店里的衣服，售价一般都是一百美元以上，有些甚至几百美元，普通工人怎么能买得起呢？在那些高档服装店里，门口都站着一位持枪的安全保护人员。
至于食的方面，我知道的更少，看了一下自由市场，一般的海鱼，按美元算，每公斤三到六美元。第二天早上，我儿子买冰淇淋吃，每个两千五百卢布，在同一个冰淇淋柜里出售的，有四千卢布的，甚至有一万卢布的。街上卖冰淇淋的多为老太婆，吃者多为游客。第二天早上我们带着小孩出来游览圣彼得堡市容，儿子要吃冰淇淋，我掏出一万卢布，准备给儿子买，一根二千五百卢布，卖冰的老太太接过一万卢布后，脸部很难为情，我大概听懂她意思：今天一早出来，将近两个小时，还没卖出一根冰棍，所以没有零钱。当时我们还以为老太太是故意糊弄我们，想让我们多买。经过多次的交涉后，我的确看得出，老太婆太可怜了，我买的冰棍是她今天的第一笔生意。我用一万卢布买了四根冰棍给四个同路小孩。

我问了我的导游朋友，俄国人的住房怎么解决，他告诉我，俄罗斯的住房已经全部私有化，过去国家给你住的房子，私有化后你必须花钱买下来。由于工资的微薄，物价的飞涨，通货膨胀剧烈，很少有人有能力支付买房的费用，这笔帐目前就挂在那里，等于私人欠国家的钱。政府又不能把人轰出屋子，若这样，引起的社会问题更大。曹先生在莫斯科租的房子，一个套间，约五十平方米，每月租金一百二十美元。这个房子在莫斯科的普通地段，若将它买下来，约三万美元。他告诉我，圣彼得堡的情况大致与莫斯科的差不多，约等于莫斯科的百分之七十，即若是类似同样的地段，在莫斯科是三万美元，在圣彼得堡则为两万一千美元。但这是今天的大概情况，明天会改变的。俄罗斯的变化是很快的。

圣彼得堡的行不成问题，整个城市有几条地铁，四通八达。地铁票每张六百卢布，随便坐，站数无限。市内的公共汽车也很多，有几十条路线，市内的公共汽车票每张八百卢布。曹先生告诉我，莫斯科的贫富差距很大，有钱的大款比德国的富翁还要厉害，开的BMW比德国的还要豪华。但我在圣彼得堡很少看到豪华汽车。由于市内交通方便，所以也很少看到有人骑自行车。游客在俄罗斯最大的不方便是，你不敢坐出租车，那太危险，逼着你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这样时间上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有急事或大事，往往会被耽误。

那天晚上，大伙结队出去，走到一半时，大家不得不分手，有些人要去看街上站成两排的(妓女)，有些人不怕危险，要单独行动。曹先生带着我们几个人往火车站的方向走，在火车站附近，我们看到了卡西诺赌场。早就听说，俄罗斯的赌场是黑社会的据点，但我们这些不怕死的人还是决定进去，一饱眼福。卡西诺的门口有安全人员站岗，进去的人必须接受象上飞机时的安全检查，通过监控器，确认无携带武器或危险物品者，才能够进入赌场。
入场券是十五美元，里面的饮料很贵，一杯啤酒五美元。服务小姐个个都长得很漂亮，当中有一个是中国人，十八岁来自中国东北，她不会俄语，但懂几句英语。不敢与她多聊天，不然保安人员会上来，我倒霉她往后的日子一定不好过。

俄罗斯的很多事情令人费解，比如一份(一天的)报纸只卖二百四十卢布，而复印一张东西要花八百卢布。俄罗斯打开了报禁，谁想办报纸，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一些卖报的摊位，出售各种各样的报刊，尽管售价便宜，但很少有人买报。我在一个报纸摊位停留了很久，就是没看见有人来买。我想，游客看不懂俄文，当然不买，而俄罗斯人当前迫在眉睫是吃饭的问题，而不是看报的问题。俄罗斯报禁开放后，报刊市场竟得到这种待遇，我为俄罗斯的新闻记者同行感到不平，也为他们有极度的伤感。当时，我心里在想，象俄罗斯的这种新闻自由，到底有多少价值？

我们的俄语导游带领大家逛商店，一些没用美元标价的普通商店，都挂出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一个美元等于四千五百卢布。我算了一下，自己钱包里有一千多马克，约一千美元，按卢布算，我是一个“百万富翁”。我的朋友还没有吃晚饭，就来为我们当义务导游，我的确过意不去，在一个快餐店里给他买了一份意大利皮萨，共一万五千卢布。当我递上两张一万面值的卢布时，我心里的滋味非常的特殊。媒体经常报导，大陆的“大款”花钱时，不在意多少万，只求个痛快，钱花了也心甘情愿，花得潇洒。而我今天虽成了“ 百万富翁” ，但“ 挥金如土” 时，其感觉是极端痛苦的。

写 于 1995年 6月 8日 ， 德 国 班 贝 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