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瑞典森林散步》自序
茉莉
记得那个冬天,我们一家从温暖的香港来到寒冷的瑞典北方。面对一片白雪黑森林,还有因语言障碍难以沟通的瑞典人,我有了一种“失根”的寂寥之感。
不久,这里发生了一个黑人小女孩失踪的事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天上的直升飞机、地上的警车包围了失踪地区,还有四百个瑞典志愿者手拿长棍子,在积雪的森林里排成扇形,不分昼夜地搜索寻人。这个北欧国家就以这样的方式,给我这个新移民上了有关“人道主义”的第一课。
在这个具有新教背景的国家,传统基督教所主张的博爱、平等和人道主义,已经不仅是借上帝之口宣扬的宗教信条,而是国家制订政策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是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维系思想的重要尺度,也是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在中国读书时,我曾受欧洲现代文学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现在,来自专制国家的我有了机会,在这块和平的绿洲上扎下根来,仔细地观察一个公义与宽容并存、民主和自由实践的社会。
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我在异乡的山野海滨,寻找一些美丽的石头。我一向不屑自诩为“爱国者”,因为那可能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别名词,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句中国古训,我却没有忘记。
一篇又一篇,我用中文写下自己在瑞典寻而有得的感想,并把其中的一部分汇集成书。心里企盼着,我那故国的同胞也能够读到此书。我的同胞会在字里行间发现,去国多年的我,是如何满心诚挚地为他们写作。
※ ※ ※
一位德国记者在采访我时,曾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不少中国流亡者在西方皈依了宗教,为什么你没有去寻找信仰?”我想,这可能因为我从小所受到的无神论教育,也因为我自由不羁的个性。
在长期流亡的失落和寂寞之中,不信神的人怎样承受生命的虚无呢?这是那位记者追问的本意。其实我一直相信,在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神圣的存在,只是我不在意它的名字叫上帝还是叫佛陀。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各大宗教教义中的一些共同的精神,例如爱、仁慈、平等与公义。从这个角度看,我可以说是有信仰的。我信仰的可以称为“普世宗教”,或者叫做“普世价值”。这即是我在母国没有找到,而在我的第二祖国———瑞典寻求到了的价值。
到瑞典之前,我曾在香港的杂志社做过编辑,接触到一些中国流亡者及其作品。那时“六四”过去才三年,一些八九民运的流亡者在轰轰烈烈之后,忍受不了异国的清苦,开始向中共当局表示悔意要求赦免,以各种方式回国了。至今,回国的流亡者仍骆绎不绝。
我很理解人性的脆弱。被迫的异域流亡,很难成为一种快乐的安居,古往今来,“流亡”一词通常意味着与故园亲友人为地隔离,意味着漂泊、流浪、彷徨、踯躅和徘徊。即使是到了一个更好的国度,即使是离开专制走进民主,对很多人来说,流亡仍然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比较幸运的是,我在中国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师,因此不必像俄国作家布罗茨基所说的那样:“流亡作家时时刻刻处心积虑地力图恢复他的重要性、他的影响作用、他的权威。”在瑞典,我和因战争、政治迫害以及饥荒而逃来的十几个国家的难民一样,从最简单的瑞典文字母学起,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
就是这样的普通人的心态,令我在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中保持了心理平衡。前东欧国家的流亡知识分子是我的榜样。他们认为:每当祖国发生了什么,流亡者都有道德义务,去表示他们的态度。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他们充当了国内无法发出声音者的代言人。
按照萨义德的看法,在许多知识分子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时,“反而在去国离乡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异端的‘业余者’、‘圈外人’中,我们方能得见知识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
这就说明,只要摆脱自哀自怜的情绪,甘居“边缘人”的地位,善于学习的流亡者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身上带着母国与移居国的两种文化,有了双重的视野。在异国吸取了新的文化营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母国的现实。不和任何权力结成利益联盟,这能使我们的精神更独立,立场更超然。
当年,鲁迅先生曾想在本国文化中寻找能担当社会革新重任的“精神界之战士”,失望之余,只好“别求新声于异邦”。今天,有机会移居他国的人,应该把传播异邦“新声”视为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
我因此常怀感恩之心。这个位于波罗的海之滨的国家——我亲爱的第二祖国,不但给我提供了安全的避难之所,而且给了我新的视野、新的价值观,使我能够从专制和民主两种社会的经验对比之中,获得写作的动力与源泉。
和去年出版的《山麓那边是西藏》一样,这本书也只能在享有民主自由的台湾,由允晨文化出版。对于文字被中共当局查禁的我,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一个中国流亡者从北欧拾起来的他山之石,台湾人会有多大的兴趣?这是我所不知道的。不管怎样,“瑞典模式”这种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特殊发明,以及我个人用心记录的北欧经验,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分享。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11月号
流亡作家茉莉 書寫瑞典為中國借鏡
————————————-
林欣誼/台北報導
流亡瑞典十五年的大陸作家茉莉推出的新作《瑞典森林散步》,以知性與感性兼具的筆調,書寫她對「第二祖國」瑞典的社會與文化觀察。她尤其呈現瑞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對比,有抒情也有批判,呈現流亡知識分子心繫祖國的情懷。
成長於文革期間的茉莉,自稱是「愛吃辣椒的湖南妹子」。她在六四天安門事件時因發表譴責政府的演說被判入獄三年,一九九二年流亡香港,一九九三年起定居瑞典至今。她的作品《人權之旅》、《山麓那邊是西藏》都可見到她對中國人權、西藏問題的大聲疾呼,只是都被中國當局禁止出版。與她一同流亡瑞典的先生、作家傅正明則曾編選《詩從雪域來》、《西藏流亡詩選》等書,兩人長年守著異議分子的立場。
她深信:「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捍衛歷史記憶,包括那些最痛苦最屈辱的記憶。」茉莉說:「我永遠為我的祖國而寫。」
茉莉回憶當年從廣東大鵬灣乘一葉小舟逃往香港,在茫然之際,幸好瑞典向她伸出了庇護援手。「這裡,一望無際的森林,星星點點的湖泊,以令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的自然之美,安慰著心靈痛楚的異鄉人。」
目前茉莉在瑞典的教育機構教中文、為中文雜誌撰稿,對瑞典懷感恩之心,並讚譽它是一個「公義與寬容並存、民主和自由實踐的社會」。她自認新書《瑞典森林散步》對自己最大的意義,是一反過去沉痛黑暗的批判,「轉而尋找光明,提供建設性的建言。」
這個「光明」的對照國瑞典,擁有全球排名第一的民主指數、被聯合國評定男女平等第一,並視人權保障為普世精神,過去曾庇護過台灣異議人士彭明敏、孟加拉女詩人娜斯林等等。
她說,一九九六年瑞典首相出訪中國大陸時,公開稱讚中國「政治穩定」,她忍不住在瑞典最大報發表一篇聲討的公開信,沒想到瑞典朋友、鄰居紛紛拍手叫好。首相旋即在報上回覆一封客氣的信,更親自接見她。「對於一個在中國只講了一段話就被判刑三年的難民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震撼,也令我感動不已。」
除了對人權與民主自由的保障,茉莉在書中也輕鬆談到,瑞典人為何有支薪的長假可享受森林木屋的樂趣,及瑞典女性的高度自主性等。她笑稱自己如「鄰家大姊的娓娓而談」,希望以他山之石作為祖國的借鏡。
—–中國時報《文化新聞》版2008.11.07
《瑞典森林散步》,俺有兴趣购买一本,请问哪里可以买到?
流亡作家茉莉 新書警惕台灣人
——————————–
記者趙靜瑜/台北報導
當台灣國旗因中國代表來台而取下,台灣的真正意義在哪裡?當有人以回歸中國為榮,卻有人因提倡民主被 迫離鄉十餘年,兩者為何落差之大?被中國判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流亡作家茉莉,今天出版《瑞典森林散步》一書,從流亡者的角度提醒台灣讀者記取歷史教 訓,不要對中國過度樂觀。
出版該書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表示,像茉莉這樣的流亡者難以計數,而中國又製造新的流亡者,就是藏人。「這些流亡不曾終止,誰會是下個流亡者?台灣過去的流亡者已經忘記何以流亡,或流亡生涯的生聚教訓。」本書是很好的提醒。
茉 莉本名莫莉花,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進修班,原湖南邵陽師專科學校教師,1989年6月因譴責中國政府鎮壓民主運動,被判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入獄三年;1992年流亡香港,隔年定居瑞典,現於瑞典教育機構任教師兼中文雜誌撰稿人,曾出版作品集《人權之旅》及《山麓那邊是西藏》等。
《瑞典森林散步》一書中,有茉莉沉浸於瑞典的自然與文化情境,呈現她多元觀照的面向,其中〈故國回眸〉的篇章,她殷殷回顧中國相關事物,流露流亡後的情懷。本書洋溢著抒情和批評的雙重色彩。
—–自由時報《藝術文化》版2008.11.06
民運作家茉莉 籲中釋放異議份子
————————————————
就在陳雲林訪台的同時,中國流亡海外的人權作家、茉莉,也來到了台灣,六四之後就回不了中國的她,不但長期用筆、批判中國的西藏政策,更時常在居留地瑞典,寫文章提醒西方世界,重視中國人權問題,這次來台、剛好碰上圍城行動,茉莉帶著自己的抗議標語,也跟著、走上街 頭。 激烈的圍城行動中,出現了這麼一個特殊的身影,拉著紅色布條、默默抗議,她是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作家、茉莉,剛好來台出新書的她,也想來見見陳雲林,因為她要呼籲中國重視人權,釋放被關的異議份子。 茉莉長期關注西藏議題,也採訪過達賴喇嘛,更寫過這本無法在對岸出版的書,批判中國的西藏政策,儘管定居瑞典已經十多年,但茉莉依舊不改其批判的個性,曾經因為瑞典政府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忽視,跟瑞典首相在報紙上打筆仗,最後卻獲得首相的召見與道歉。剛完成的新書中,茉莉從華人的角度,寫下了她對瑞典社會的 觀察,要給極權的中國、一些省思。有對中國嚴厲的批判,也有對人權的關懷,詩人作家李敏勇,讚譽茉莉表現出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姿態,更希望透過她美好的文筆、所流露出的自由心靈,讓有更多 中國異議份子的聲音被聽見。記者蘇玲瑤、莊志成 台北報導
—–公視晚間新聞 2008-11-06 20:00
感恩——《瑞典森林散步》自序
茉莉
记得那个冬天,我们一家从温暖的香港来到寒冷的瑞典北方。面对一片白雪黑森林,还有因语言障碍难以沟通的瑞典人,我有了一种“失根”的寂寥之感。
不久,这里发生了一个黑人小女孩失踪的事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天上的直升飞机、地上的警车包围了失踪地区,还有四百个瑞典志愿者手拿长棍子,在积雪的森林里排成扇形,不分昼夜地搜索寻人。这个北欧国家就以这样的方式,给我这个新移民上了有关“人道主义”的第一课。
在这个具有新教背景的国家,传统基督教所主张的博爱、平等和人道主义,已经不仅是借上帝之口宣扬的宗教信条,而是国家制订政策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是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维系思想的重要尺度,也是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在中国读书时,我曾受欧洲现代文学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现在,来自专制国家的我有了机会,在这块和平的绿洲上扎下根来,仔细地观察一个公义与宽容并存、民主和自由实践的社会。
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我在异乡的山野海滨,寻找一些美丽的石头。我一向不屑自诩为“爱国者”,因为那可能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别名词,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句中国古训,我却没有忘记。
一篇又一篇,我用中文写下自己在瑞典寻而有得的感想,并把其中的一部分汇集成书。心里企盼着,我那故国的同胞也能够读到此书。我的同胞会在字里行间发现,去国多年的我,是如何满心诚挚地为他们写作。
※ ※ ※
一位德国记者在采访我时,曾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不少中国流亡者在西方皈依了宗教,为什么你没有去寻找信仰?”我想,这可能因为我从小所受到的无神论教育,也因为我自由不羁的个性。
在长期流亡的失落和寂寞之中,不信神的人怎样承受生命的虚无呢?这是那位记者追问的本意。其实我一直相信,在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神圣的存在,只是我不在意它的名字叫上帝还是叫佛陀。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各大宗教教义中的一些共同的精神,例如爱、仁慈、平等与公义。从这个角度看,我可以说是有信仰的。我信仰的可以称为“普世宗教”,或者叫做“普世价值”。这即是我在母国没有找到,而在我的第二祖国———瑞典寻求到了的价值。
到瑞典之前,我曾在香港的杂志社做过编辑,接触到一些中国流亡者及其作品。那时“六四”过去才三年,一些八九民运的流亡者在轰轰烈烈之后,忍受不了异国的清苦,开始向中共当局表示悔意要求赦免,以各种方式回国了。至今,回国的流亡者仍骆绎不绝。
我很理解人性的脆弱。被迫的异域流亡,很难成为一种快乐的安居,古往今来,“流亡”一词通常意味着与故园亲友人为地隔离,意味着漂泊、流浪、彷徨、踯躅和徘徊。即使是到了一个更好的国度,即使是离开专制走进民主,对很多人来说,流亡仍然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比较幸运的是,我在中国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师,因此不必像俄国作家布罗茨基所说的那样:“流亡作家时时刻刻处心积虑地力图恢复他的重要性、他的影响作用、他的权威。”在瑞典,我和因战争、政治迫害以及饥荒而逃来的十几个国家的难民一样,从最简单的瑞典文字母学起,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
就是这样的普通人的心态,令我在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中保持了心理平衡。前东欧国家的流亡知识分子是我的榜样。他们认为:每当祖国发生了什么,流亡者都有道德义务,去表示他们的态度。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他们充当了国内无法发出声音者的代言人。
※ ※ ※
按照萨义德的看法,在许多知识分子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时,“反而在去国离乡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异端的‘业余者’、‘圈外人’中,我们方能得见知识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
这就说明,只要摆脱自哀自怜的情绪,甘居“边缘人”的地位,善于学习的流亡者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身上带着母国与移居国的两种文化,有了双重的视野。在异国吸取了新的文化营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母国的现实。不和任何权力结成利益联盟,这能使我们的精神更独立,立场更超然。
当年,鲁迅先生曾想在本国文化中寻找能担当社会革新重任的“精神界之战士”,失望之余,只好“别求新声于异邦”。今天,有机会移居他国的人,应该把传播异邦“新声”视为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
我因此常怀感恩之心。这个位于波罗的海之滨的国家——我亲爱的第二祖国,不但给我提供了安全的避难之所,而且给了我新的视野、新的价值观,使我能够从专制和民主两种社会的经验对比之中,获得写作的动力与源泉。
和去年出版的《山麓那边是西藏》一样,这本书也只能在享有民主自由的台湾,由允晨文化出版。对于文字被中共当局查禁的我,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一个中国流亡者从北欧拾起来的他山之石,台湾人会有多大的兴趣?这是我所不知道的。不管怎样,“瑞典模式”这种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特殊发明,以及我个人用心记录的北欧经验,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分享。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11月号
流亡作家茉莉 書寫瑞典為中國借鏡
————————————-
林欣誼/台北報導
流亡瑞典十五年的大陸作家茉莉推出的新作《瑞典森林散步》,以知性與感性兼具的筆調,書寫她對「第二祖國」瑞典的社會與文化觀察。她尤其呈現瑞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對比,有抒情也有批判,呈現流亡知識分子心繫祖國的情懷。
成長於文革期間的茉莉,自稱是「愛吃辣椒的湖南妹子」。她在六四天安門事件時因發表譴責政府的演說被判入獄三年,一九九二年流亡香港,一九九三年起定居瑞典至今。她的作品《人權之旅》、《山麓那邊是西藏》都可見到她對中國人權、西藏問題的大聲疾呼,只是都被中國當局禁止出版。與她一同流亡瑞典的先生、作家傅正明則曾編選《詩從雪域來》、《西藏流亡詩選》等書,兩人長年守著異議分子的立場。
她深信:「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捍衛歷史記憶,包括那些最痛苦最屈辱的記憶。」茉莉說:「我永遠為我的祖國而寫。」
茉莉回憶當年從廣東大鵬灣乘一葉小舟逃往香港,在茫然之際,幸好瑞典向她伸出了庇護援手。「這裡,一望無際的森林,星星點點的湖泊,以令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的自然之美,安慰著心靈痛楚的異鄉人。」
目前茉莉在瑞典的教育機構教中文、為中文雜誌撰稿,對瑞典懷感恩之心,並讚譽它是一個「公義與寬容並存、民主和自由實踐的社會」。她自認新書《瑞典森林散步》對自己最大的意義,是一反過去沉痛黑暗的批判,「轉而尋找光明,提供建設性的建言。」
這個「光明」的對照國瑞典,擁有全球排名第一的民主指數、被聯合國評定男女平等第一,並視人權保障為普世精神,過去曾庇護過台灣異議人士彭明敏、孟加拉女詩人娜斯林等等。
她說,一九九六年瑞典首相出訪中國大陸時,公開稱讚中國「政治穩定」,她忍不住在瑞典最大報發表一篇聲討的公開信,沒想到瑞典朋友、鄰居紛紛拍手叫好。首相旋即在報上回覆一封客氣的信,更親自接見她。「對於一個在中國只講了一段話就被判刑三年的難民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震撼,也令我感動不已。」
除了對人權與民主自由的保障,茉莉在書中也輕鬆談到,瑞典人為何有支薪的長假可享受森林木屋的樂趣,及瑞典女性的高度自主性等。她笑稱自己如「鄰家大姊的娓娓而談」,希望以他山之石作為祖國的借鏡。
—–中國時報《文化新聞》版2008.11.07
November 9th, 2008 at 2:28 pm
《瑞典森林散步》,俺有兴趣购买一本,请问哪里可以买到?
November 9th, 2008 at 2:32 pm
流亡作家茉莉 新書警惕台灣人
——————————–
記者趙靜瑜/台北報導
當台灣國旗因中國代表來台而取下,台灣的真正意義在哪裡?當有人以回歸中國為榮,卻有人因提倡民主被 迫離鄉十餘年,兩者為何落差之大?被中國判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流亡作家茉莉,今天出版《瑞典森林散步》一書,從流亡者的角度提醒台灣讀者記取歷史教 訓,不要對中國過度樂觀。
出版該書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表示,像茉莉這樣的流亡者難以計數,而中國又製造新的流亡者,就是藏人。「這些流亡不曾終止,誰會是下個流亡者?台灣過去的流亡者已經忘記何以流亡,或流亡生涯的生聚教訓。」本書是很好的提醒。
茉 莉本名莫莉花,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進修班,原湖南邵陽師專科學校教師,1989年6月因譴責中國政府鎮壓民主運動,被判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入獄三年;1992年流亡香港,隔年定居瑞典,現於瑞典教育機構任教師兼中文雜誌撰稿人,曾出版作品集《人權之旅》及《山麓那邊是西藏》等。
《瑞典森林散步》一書中,有茉莉沉浸於瑞典的自然與文化情境,呈現她多元觀照的面向,其中〈故國回眸〉的篇章,她殷殷回顧中國相關事物,流露流亡後的情懷。本書洋溢著抒情和批評的雙重色彩。
—–自由時報《藝術文化》版2008.11.06
November 9th, 2008 at 3:11 pm
民運作家茉莉 籲中釋放異議份子
————————————————
就在陳雲林訪台的同時,中國流亡海外的人權作家、茉莉,也來到了台灣,六四之後就回不了中國的她,不但長期用筆、批判中國的西藏政策,更時常在居留地瑞典,寫文章提醒西方世界,重視中國人權問題,這次來台、剛好碰上圍城行動,茉莉帶著自己的抗議標語,也跟著、走上街 頭。 激烈的圍城行動中,出現了這麼一個特殊的身影,拉著紅色布條、默默抗議,她是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作家、茉莉,剛好來台出新書的她,也想來見見陳雲林,因為她要呼籲中國重視人權,釋放被關的異議份子。 茉莉長期關注西藏議題,也採訪過達賴喇嘛,更寫過這本無法在對岸出版的書,批判中國的西藏政策,儘管定居瑞典已經十多年,但茉莉依舊不改其批判的個性,曾經因為瑞典政府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忽視,跟瑞典首相在報紙上打筆仗,最後卻獲得首相的召見與道歉。剛完成的新書中,茉莉從華人的角度,寫下了她對瑞典社會的 觀察,要給極權的中國、一些省思。有對中國嚴厲的批判,也有對人權的關懷,詩人作家李敏勇,讚譽茉莉表現出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姿態,更希望透過她美好的文筆、所流露出的自由心靈,讓有更多 中國異議份子的聲音被聽見。記者蘇玲瑤、莊志成 台北報導
—–公視晚間新聞 2008-11-06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