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難愈

    ——從董樂山的骨灰談起

         茉莉

  
  深為人們愛戴的中國著名翻譯家和學者董樂山先生，臨死前留下壹個令人震驚的遺言：骨灰不留在中國。董樂山的兒子董亦波在壹篇題為《與命運抗爭》的序文中告知世人：“1999年3月的壹天，董樂山的家人將他的骨灰帶離祖國。他在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經結束。”

  在人們的印象中，董樂山先生是壹位溫文爾雅、睿智深沈的人。如同普羅米修斯式的盜火者，他在翻譯西方學術著作及其寫作方面成績卓越。但直到他去世之後，我們才從這樣壹句遺言中，瞥見這位老右派心靈上的那壹道從未愈合的流血傷痕。正如尼采哀嘆的：“經歷帶來了太深的傷害，回憶是壹道化膿的傷口。”

   ◎ “只有同亡者壹起食罌粟……”

  創傷(trauma)壹詞包括對人的情感、精神的壹切損害。從心理學角度看，由於人類的脆弱性，自然或人為的災難可以給人的心靈帶來強烈而持久的影響。深重的心理創傷，是醫生和藥物也無法治愈的。

  董樂山所經歷的“反右運動”以及後來的“文革”，是當代中國社會創傷最深、最持久的兩次災難，是中共對知識分子的兩次集體性的殘害運動。這種可怕事件給群體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生性正直、心靈熱情敏感的學人董樂山，因為在整風中給共產黨提了意見，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入獄、下鄉二十年，在勞動改造中左臂折斷。身患癌癥即將辭世時，董樂山在《病中遙答方曉藍兄》壹文中說：“即使人可以再活壹遍，妳肯放棄妳的工作，與我交換受壹輩子屈辱，坐壹輩子冷板凳嗎？”

  生前，董樂山很少向人訴說他的心靈痛苦。即使他的親哥哥董鼎山從美國歸來，想要了解弟弟所遭受的苦難，樂山也只是稍微講了壹些皮毛，“此後就封口”。然而，閉口不言正是創傷幸存者的問題所在，使之不能有效地獲得心理疏泄。就像憂郁成疾的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有時這個天才變得很晦暗，沈浸在他心的苦井中。”

  董樂山的憂郁、焦慮癥狀是再明顯也不過了。其兄董鼎山和其侄董森林都在他們的回憶中，談到董樂山的壹些表現：“沈默寡言，唯恐萬壹失言招來麻煩”。“好以有種有苦難言的神態，他的愁眉苦臉好似已經成型，笑顏難開。”即使到美國旅行探親，他也常常陷入憂思，對觀光毫無興趣。

  遺憾的是，董樂山的親友都未能意識到，董樂山的抑郁癥不但需要心理專業和藥物的幫助，更需要親友的深切理解。我們相信，他的親友都曾經盡力理解他、安慰他。但是，對於董樂山這樣博學深沈的人，壹般的理解是不夠的。如果人們對他沒有感同身受的深層理解，不能參與他的痛苦，他寧可獨自默默地把痛苦吞咽下去。

  對於他人的苦難，深入其境的參與感是如此重要。但在董樂山去世十年之時，人們對他的理解仍然不夠。詩人裏爾克的這句詩，告訴我們應如何悲憫他人：“只有同亡者壹起食罌粟/ 食他們罌粟的人/ 才不會使這最微弱的韻調/ 再度遺失”

   ◎ 袒露壹個桀驁不馴的真誠靈魂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董樂山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雖然他遭受過長期的磨難，但艱苦的歲月激勵他更深入地思考，更勤奮地翻譯有價值的西方名著，因此在平反後聲名遠揚。如其兄董鼎山所說：“他在文化界名氣如此響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來。”這簡直就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有了這樣的“後福”，董樂山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

  但是，董樂山不是那種功名心很強的人，他沒有淺薄到當局給他壹點優待好處就買帳的地步。不少右派在平反之後，感謝“黨媽媽”挽救被錯打了的孩子，並以其遭受的苦難作為追逐名利的資本。在中國那種社會氛圍之下，即使在老右派中也不乏告密者。董樂山這樣清高脫俗的理想主義者，除了冷眼相向之外，他還能和誰去說呢？這就難怪董樂山要緘口不語了。

  只有在和侄兒董森林的壹次談話中，樂山先生才偶然袒露心跡。這位侄兒回憶道：“壹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視。……那天他精神尚好，對我說，二十世紀是黑暗、恐怖、殺人、專制的世紀。他壹生追求社會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東流。”

  值得註意的是，董樂山說上面這段話的時間是1998年。如果說，像他這樣在八十年代平反的老右派，在當時還曾對共產黨的改革寄托過壹點希望的話，到了“六四”鎮壓之後，他對那個政權已經徹底絕望。

  壹個桀驁不馴的真誠靈魂就這樣袒露出來。雖然本人功成名就，但董樂山從青年時代就跟隨的那個政黨，制造了巨大的社會罪惡。這位後來翻譯了《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壹九八四》、《奧威爾文集》、《蘇格拉底的審判》等著作的學者，已經浸濡於人文主義價值觀，深明極權主義之禍害。他需要清算他原來參與的那個政黨的罪惡，實現自己對社會公正的追求。

  如果沒有壹個徹底的清算，如果社會理想付之東流，覺得自己人生受騙的他，就只能繼續沈入心靈的苦井。為此，董樂山留下遺言，讓孩子把自己的骨灰帶出中國，以讓靈魂獲得安寧。清人有詠梅詩雲：“老死空山人不見，也應強似洛陽花。”

   ◎ 民族集體心理創傷的典型

  由此可知，董樂山的痛楚，不是個人之痛，而是整個中華民族之痛。正因為痛得這樣切膚，痛得這樣剜心，所以他才會因為董鼎山的壹篇書評，厲聲把其兄大罵壹頓，斥為“幫中共講話”。直到樂山逝世十年之後，董鼎山先生仍然為此事感到很委屈。筆者認為，個性耿直的樂山如此暴怒，看似不近情理，卻在情理之中。

  還是他們共同的侄兒董森林比較公允：“要讓出身殷實家庭，畢業於教會大學，留美五十年的鼎山叔，真正了解今日中國的真實面目，幾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事。”這壹對至愛兄弟晚年隔膜甚至不和，其原因在於他們天淵之別的兩種經歷。要超越個人經歷的局限，去理解在極權社會裏受難並留下深刻烙印的人，這對董鼎山這位西方知識分子來說，是太困難了壹點。

  西方左派常用理性去同情他人的痛苦，但人是感情的動物，深深的傷害已經進入感情深處，這種創傷無法用理性去治愈。就如壹些從納粹集中營出來的猶太人，包括壹些優秀的作家、詩人，他們在獲得了自由之後，卻不得不選擇自殺。那些幸存下來的猶太人懷著壹顆破碎的心，沒法再幸存下去。

  幸存下來的董樂山，可視為民族集體心理創傷的壹個典型個例。當代中國壹次又壹次的歷史厄運，政府侵犯人權的惡行導致無數人的創傷後遺癥，卻沒有人去做集體反思，也沒有人去治療人心的創傷。由於治療創傷必須進行真實的災難回顧，而真實的回顧必然引起人們對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質疑，所以當局只給壹些受迫害者表面上的平反，卻繼續限制人們去做真實深入的回顧。

  為安撫歷次政治運動的創傷後遺癥患者，中共當局往往采取了物質補償的手法，例如，給在反右、文革和六四中被嚴重挫傷的知識分子以金錢地位的利誘。壹般人往往認為，物質賠償可以彌補心理的傷害。這就大大低估了心理傷害的嚴重性，更回避了社會制度對人的心理傷害問題。

  董樂山拒絕把骨灰留在中國這壹決絕行為，給予我們心理學、社會政治學等各方面的啟發和警醒。作為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創傷後遺癥患者中的壹員，茉莉謹以此文，向已故的董樂山先生表達深摯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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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9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