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难愈

    ——从董乐山的骨灰谈起

         茉莉

  
  深为人们爱戴的中国著名翻译家和学者董乐山先生，临死前留下一个令人震惊的遗言：骨灰不留在中国。董乐山的儿子董亦波在一篇题为《与命运抗争》的序文中告知世人：“1999年3月的一天，董乐山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带离祖国。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

  在人们的印象中，董乐山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睿智深沉的人。如同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他在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及其写作方面成绩卓越。但直到他去世之后，我们才从这样一句遗言中，瞥见这位老右派心灵上的那一道从未愈合的流血伤痕。正如尼采哀叹的：“经历带来了太深的伤害，回忆是一道化脓的伤口。”

   ◎ “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罂粟……”

  创伤(trauma)一词包括对人的情感、精神的一切损害。从心理学角度看，由于人类的脆弱性，自然或人为的灾难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深重的心理创伤，是医生和药物也无法治愈的。

  董乐山所经历的“反右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是当代中国社会创伤最深、最持久的两次灾难，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两次集体性的残害运动。这种可怕事件给群体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生性正直、心灵热情敏感的学人董乐山，因为在整风中给共产党提了意见，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入狱、下乡二十年，在劳动改造中左臂折断。身患癌症即将辞世时，董乐山在《病中遥答方晓蓝兄》一文中说：“即使人可以再活一遍，你肯放弃你的工作，与我交换受一辈子屈辱，坐一辈子冷板凳吗？”

  生前，董乐山很少向人诉说他的心灵痛苦。即使他的亲哥哥董鼎山从美国归来，想要了解弟弟所遭受的苦难，乐山也只是稍微讲了一些皮毛，“此后就封口”。然而，闭口不言正是创伤幸存者的问题所在，使之不能有效地获得心理疏泄。就像忧郁成疾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有时这个天才变得很晦暗，沉浸在他心的苦井中。”

  董乐山的忧郁、焦虑症状是再明显也不过了。其兄董鼎山和其侄董森林都在他们的回忆中，谈到董乐山的一些表现：“沉默寡言，唯恐万一失言招来麻烦”。“好以有种有苦难言的神态，他的愁眉苦脸好似已经成型，笑颜难开。”即使到美国旅行探亲，他也常常陷入忧思，对观光毫无兴趣。

  遗憾的是，董乐山的亲友都未能意识到，董乐山的抑郁症不但需要心理专业和药物的帮助，更需要亲友的深切理解。我们相信，他的亲友都曾经尽力理解他、安慰他。但是，对于董乐山这样博学深沉的人，一般的理解是不够的。如果人们对他没有感同身受的深层理解，不能参与他的痛苦，他宁可独自默默地把痛苦吞咽下去。

  对于他人的苦难，深入其境的参与感是如此重要。但在董乐山去世十年之时，人们对他的理解仍然不够。诗人里尔克的这句诗，告诉我们应如何悲悯他人：“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罂粟/ 食他们罂粟的人/ 才不会使这最微弱的韵调/ 再度遗失”

   ◎ 袒露一个桀骜不驯的真诚灵魂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董乐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虽然他遭受过长期的磨难，但艰苦的岁月激励他更深入地思考，更勤奋地翻译有价值的西方名著，因此在平反后声名远扬。如其兄董鼎山所说：“他在文化界名气如此响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来。”这简直就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有了这样的“后福”，董乐山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但是，董乐山不是那种功名心很强的人，他没有浅薄到当局给他一点优待好处就买帐的地步。不少右派在平反之后，感谢“党妈妈”挽救被错打了的孩子，并以其遭受的苦难作为追逐名利的资本。在中国那种社会氛围之下，即使在老右派中也不乏告密者。董乐山这样清高脱俗的理想主义者，除了冷眼相向之外，他还能和谁去说呢？这就难怪董乐山要缄口不语了。

  只有在和侄儿董森林的一次谈话中，乐山先生才偶然袒露心迹。这位侄儿回忆道：“一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视。……那天他精神尚好，对我说，二十世纪是黑暗、恐怖、杀人、专制的世纪。他一生追求社会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东流。”

  值得注意的是，董乐山说上面这段话的时间是1998年。如果说，像他这样在八十年代平反的老右派，在当时还曾对共产党的改革寄托过一点希望的话，到了“六四”镇压之后，他对那个政权已经彻底绝望。

  一个桀骜不驯的真诚灵魂就这样袒露出来。虽然本人功成名就，但董乐山从青年时代就跟随的那个政党，制造了巨大的社会罪恶。这位后来翻译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九八四》、《奥威尔文集》、《苏格拉底的审判》等著作的学者，已经浸濡于人文主义价值观，深明极权主义之祸害。他需要清算他原来参与的那个政党的罪恶，实现自己对社会公正的追求。

  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清算，如果社会理想付之东流，觉得自己人生受骗的他，就只能继续沉入心灵的苦井。为此，董乐山留下遗言，让孩子把自己的骨灰带出中国，以让灵魂获得安宁。清人有咏梅诗云：“老死空山人不见，也应强似洛阳花。”

   ◎ 民族集体心理创伤的典型

  由此可知，董乐山的痛楚，不是个人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正因为痛得这样切肤，痛得这样剜心，所以他才会因为董鼎山的一篇书评，厉声把其兄大骂一顿，斥为“帮中共讲话”。直到乐山逝世十年之后，董鼎山先生仍然为此事感到很委屈。笔者认为，个性耿直的乐山如此暴怒，看似不近情理，却在情理之中。

  还是他们共同的侄儿董森林比较公允：“要让出身殷实家庭，毕业于教会大学，留美五十年的鼎山叔，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真实面目，几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事。”这一对至爱兄弟晚年隔膜甚至不和，其原因在于他们天渊之别的两种经历。要超越个人经历的局限，去理解在极权社会里受难并留下深刻烙印的人，这对董鼎山这位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是太困难了一点。

  西方左派常用理性去同情他人的痛苦，但人是感情的动物，深深的伤害已经进入感情深处，这种创伤无法用理性去治愈。就如一些从纳粹集中营出来的犹太人，包括一些优秀的作家、诗人，他们在获得了自由之后，却不得不选择自杀。那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没法再幸存下去。

  幸存下来的董乐山，可视为民族集体心理创伤的一个典型个例。当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厄运，政府侵犯人权的恶行导致无数人的创伤后遗症，却没有人去做集体反思，也没有人去治疗人心的创伤。由于治疗创伤必须进行真实的灾难回顾，而真实的回顾必然引起人们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所以当局只给一些受迫害者表面上的平反，却继续限制人们去做真实深入的回顾。

  为安抚历次政治运动的创伤后遗症患者，中共当局往往采取了物质补偿的手法，例如，给在反右、文革和六四中被严重挫伤的知识分子以金钱地位的利诱。一般人往往认为，物质赔偿可以弥补心理的伤害。这就大大低估了心理伤害的严重性，更回避了社会制度对人的心理伤害问题。

  董乐山拒绝把骨灰留在中国这一决绝行为，给予我们心理学、社会政治学等各方面的启发和警醒。作为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创伤后遗症患者中的一员，茉莉谨以此文，向已故的董乐山先生表达深挚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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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