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秀筆下“熟悉的陌生人”
———讀《樓上樓下》
茉莉
小說家不是上帝，但他們卻能在筆下還原過去的生活，重現甚至創造壹個時代。常常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活著的和死去的，老的或少的，美的或醜的，在小說家身邊遊蕩。他們哭著或笑著，叫嚷著或沈默著，要求小說家再現他們的身影，並解釋他們的時代與命運之謎。
也許是因為被很多人物及其命運所糾纏，也許是因為如泰戈爾所說，“埋在詩人心中的深沈感受要通過語言的優美形式求得自己的永恒性。”韓秀——壹位曾在中國滯留三十多年的美國女作家，把她從1984年起陸續在臺灣發表的九篇短篇小說，在藝術上做壹番細致的加工修改，以《樓上樓下》為書名，在柯捷出版社再次結集出版。於是，讀者又嗅到了那個時代濃郁的氣息，那個時代的人物———壹群為我們所熟悉的陌生人，歡快地或者沈重地，情願地或者不情願地，向我們迎面走來。
◎ 再現壹個戲劇化的八十年代
對於我們這壹代把命運拋進動蕩歲月的人來說，讀韓秀的小說，是壹種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的體驗。八十年代，壹個回望起來令人怦然心動的時代。那個時代，我們壹時脫掉了政治高壓的鐐銬，走出漫長的黑暗隧道終於見到了光明。青春、理想和熱情，令我們覺得自己仿佛可以展翅飛翔起來。然而，壹場猝不及防的血與火的災難，結束了那個生氣勃勃的浪漫時代。
在韓秀的小說裏，我們看到那個短暫而戲劇化的時代又回來了。九篇故事，被人稱為中國八十年代“民間社會的浮世繪”。以精致的寫實技巧，韓秀描繪了壹個特殊時代下北京各階層市民的生活，各種人物的不同表現及其不同命運。
那是壹個百廢俱興卻又充滿陰影的時代。在《不惑之年》裏，曾經下鄉受難的宋堅放下他的《紅樓夢》研究，為了給貧苦農民壹點幫助，孤軍奮戰辦起了《農村青年》周刊。但1986年北京的學生運動引起當局及其鷹犬們的吠聲，這位有誌向有奉獻精神的知識分子，意識到自己仍然是被貓玩弄於爪下的老鼠，只好考慮妻子提出的出國的建議。
那是壹個充滿希望而又令人失望的時代。在農貿市場賣雪花梨的張寶治，是《白日已盡》裏的主人公。大躍進的那壹年，他因為寫信給敬愛的周總理要求檢查大煉鋼鐵的過火行為，被註銷戶口發配青海勞改農場。二十壹年後，張寶治帶著老婆孩子回到他日思夜夢的北京城，但家鄉北京和他的父親壹樣，都向他展示了冷若冰霜的面孔。
那是“出國熱”開始發燒的時代。身為美國駐北京的外交官員，韓秀和她的先生遇到了種種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短篇《電話》逼真地描繪了壹些急切尋求出國簽證的人們，他們的向往與無奈，以及種種不擇手段的手段。
那是告密者仍然活躍的時代。《樓上樓下》裏的顧威在文革時期連弟弟都揭發，在八十年代裏又和兒子合作告密。街道上以告密為專業的羅大媽，如今可以用電話直通邢部長了。報社的“壹號種子選手”鐘鼎成又東山再起，仍然口沫橫飛。
那也是理想主義者為理想獻身的時代。靜宜的媳婦子建，自1989年4月學生遊行就開始兩眼放光，後來她參與圍軍車，留下話，讓家裏人別等她了。老右派的兒子柳晨從美國回來就直奔北大，立即就被便衣跟蹤。化學系的林宏搞到了高幹子弟經商的名單，卻落到公安局手裏。在軍隊裏官兒越做越大的陳怡，在狂風大作的時候，決意與絕食的學生站在壹起。
判斷壹本小說的成敗，不是看它的語言多麼漂亮、情節多麼離奇，而是要看它是否留下幾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從韓秀筆下走出來的人物，往往讓我們感到似曾相識，卻又有幾分陌生。別林斯基稱這種人物為：“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為他們來自日常生活，具有普遍性；“陌生”是因為這些人物都有其獨特的個性，屬於作者的審美創造。
《下班以後》的女工李玉靜老是穿壹件月白褂。她和很多人壹樣命運坎坷，父母在文革中慘死，自己下鄉，結婚生女，離婚再婚。作者描繪服裝廠的環境，表現李玉靜獨具壹格的行為特征。當她像祥林嫂壹樣萬般忍耐的時候，她用嘴咬線頭兒；當她終於決定擺脫婆家的胡攪蠻纏時，她用剪刀幹凈地剪斷了線頭。
歐美文論中有觀點認為：“性格是理想藝術表現的真正中心。”在韓秀的小說中，有不少具有鮮明性格的人物。例如，性格剛烈的“小老大”趙玉生，懷著對街道積極分子的深仇大恨，經常用拳頭收拾壞胚子。某戲劇家年過七十的遺孀，塗著鮮紅的嘴唇謀劃著，指望她早年拋棄的那個女兒接她去美國享福。女人的虛榮和勢利令作者嘆息。
在《老大夫》中，作者描寫了壹個品格至善的人物。老大夫是北京胡同院子裏的高人，他的醫術如同華佗再世。即使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入大獄，被剝奪處方權長達三十年，他仍然樂觀地對待生活，盡力治病救人。
寫人物性格發展的質變，也是韓秀小說的壹個特色。例如，張寶治的父親原本是壹個隨和的人，對發配去青海的兒子很是愛護，但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磨難，這位老人變得吝嗇、冷酷而不近人情。
◎ 走出中國把對人的關懷留下
在《為了人間那許多暖意(代跋)》中，韓秀闡述自己的寫作意圖：“在華文的文學世界裏，有著頑強的寫實精神，任何批評與鄙薄都無法阻止那些早已將靈魂獻給了文學的人，以其滿腔的真誠寫出真實的、非虛構的人生。”
這即是說，韓秀運用的是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這是壹種古老而又從未過時的武功，它需要敏銳的觀察力，需要塑造人物和描寫生活場景的功力。它更需要的是，對這壹個或者那壹個有著血肉之軀的人的關懷。作者以富於人性的的言說，展現那些孤獨的不幸者的命運，使他們成其為人並獲得永生。
韓秀的寫作，令我想起丹麥著名女作家狄尼森（Lsak Dinesen）。出身貴族家庭的狄尼森於1914年隨男爵丈夫旅居肯尼亞，經營咖啡農場。十七年後她返回丹麥，已年華不再，失去了婚姻、愛情和財產。然而，當這位失去壹切的女性講述自己的故事時，她成了壹個偉大的作家。在狄尼森的名作《走出非洲》裏，她描繪了如詩如畫的肯尼亞風光、原始淳樸的非洲人，以及白人種植園主的生活與愛情故事。
狄尼森走出了非洲，卻又沒有走出非洲。韓秀也是如此。她離開了中國，卻把她的關愛留在中國。韓秀之所以成為壹個有信念有堅持的優秀華文作家，與她在中國滯留三十余年的經歷有關。在長篇自傳性小說《折射》裏，韓秀敘述了自己作為壹個中美混血兒在中國的經歷。從失學到上山下鄉，從山西偏僻農村到草木不生的戈壁灘，遭受侮辱與歧視，韓秀早年的命運充滿了悲劇性。
孑然壹身地，韓秀回到對她來說象征著自由與尊嚴的美國。多年來，她在海外用心血寫作，捧出了近三十本書籍。極權制度曾經剝奪她的自由和青春，她以勇氣、誠實和堅毅戰勝了命運。昔日的苦難和生活閱歷，給她的心靈開辟出壹片廣闊的空間，結出繁茂甜美的文學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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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9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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