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人一台戏——“六十年”评说的一个侧面》一文里，苏晓康先生愤愤不平道：“这是一个什么世道！”苏晓康先生似乎认为世道不公，与一些“历史中的女人”及其批评者有关。他说： “批评了天安门学生之后，卡玛扭头又去赞扬二十年前的红卫兵。”在这篇指责卡玛、为柴玲鸣不平的文章里，究竟有多少事实根据？有多少正常的逻辑？笔者在此和苏先生探讨。

 ◎  将人物简单分类贴上标签

 苏先生说：“据说卡玛当年也是一个‘红卫兵’，于是电影《天安门》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却竭力为宋彬彬辩护，……”

 这一句话里就有三处不实：1，以“据说”作为立论的依据，有失一个严肃作者的身份。没有人拿出确实证据证明卡玛加入过红卫兵。2，《天安门》并没有“无情鞭笞”柴玲，而只是如实引用了柴玲自己的话。3，《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有宋彬彬自己的回忆，并没有制片人为她“竭力辩护”。

除了立论基础无事实依据，苏先生的逻辑推理也是错的。 他使用了“于是”这个表因果关系的连词，来断定卡玛对柴玲和宋彬彬采取所谓不同态度的原因。但是，即使卡玛真的曾经当过红卫兵，也推不出她就必然要鞭笞柴玲的结论来，这里面没有因果关系。

 接着，苏先生给几个人物贴上简单化的标签。他说：柴玲和宋彬彬两个女学生“最大区别在于，她俩身后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集团：‘八九’学生是被杀者，红卫兵则是杀戮者。”这种标签法，忽视了人的属性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不能全部都视为“杀戮者”。他们中有的在文革中施行了暴力，有的没有施行暴力甚至反对暴力。大部分红卫兵还是被中共蒙蔽利用的受害者。八九学生也不全是“被杀者”。法拉奇曾说过：“即使是最崇高、最纯洁的旗帜上，都沾有鲜血和粪便”。八九学运中有流血牺牲者，也有吃人血馒头的人，不能笼统地混为一谈。

 即使把柴玲视为受害者的代表，也不能说别人就不能批评她。事实上，苏先生自己曾在《六四解套说》一文中严厉批评过柴玲等人：“直到今天，谁看到那群‘广场领袖’们，有意愿为这场悲剧承担他们自身的责任？”苏先生还在接受采访中，指责“学生领袖缺乏政治智慧”，并引用邹谠教授的话，说学生是“恐惧造成的激烈，不顾后果。”

 ◎ 纪录历史的两种方式同具价值

批评卡玛的人往往要将王友琴拿来做对比，苏先生也不例外。他说：“王友琴固执地‘考古’红卫兵的暴行，丝毫不顾及他们的‘理想主义’滥调，那却是卡玛所赞扬备至的。”

事实却是，卡玛并没有在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赞扬备至”红卫兵。恰恰相反，影片揭露了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剖析了将革命暴力浪漫化的党文化及其对青少年的影响，讲述了不同家庭出身的一代青年人，如何由盲目热衷革命转变为独立思考的心路历程。 如果说影片赞扬了什么人，那就是遇罗克，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者。影片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遇罗克的事迹，以及他被共产党的国家暴力杀害的事实。而这一点是卡玛的攻击者们从不提及的。

卡玛的解说词精炼隽永，充满了批判精神。她没有用革命大批判式的语言去谴责什么，其冷峻的反讽却比简单化的声讨更为深刻有力。

卡玛和王友琴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纪录历史的方式。王友琴搜集文革死难者的材料，建立“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而卡玛的记录片则试图从历史大背景的视角拍摄，上溯下延，时间跨度纵横数十载，发掘文革的内涵及其根源。这两种方式各有其特点和价值。

◎　政论片不是唯一的电影手法

 纪录片制片人不是教堂里听人忏悔的牧师，他们让那些曾是红卫兵代表人物的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是为了给历史留下纪录。他们如实展现革命的场面，是通过再现过去那令后人难以想象的政治、文化氛围，来讲述个人命运的曲折，展示文革、以至更久远的中国历史的复杂轨迹。影片揭示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得以恶性膨胀。与人类历史中多次先例一样，文革中的罪恶往往是借着冠冕堂皇的词语、打着正义的旗帜而得以实行的。 尽管卡玛的作品也难免局限和不足，但她这种求真历史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笔者在欧洲看过大量的历史记录片，一些反映纳粹时代的记录片如实展现纳粹活动的场景，希特勒的演说。那样的历史摆出来就够荒谬透顶了，并不需要制片人再去口诛笔伐。从美学角度看，上乘的创作者知道如何让作品本身去说话，尊重观众的判断力，给观众留下思考的余地。作品的深度表现在它所揭示的矛盾和问题，而不在于它摆出无所不知的架势，提供简单的答案。

 当年，苏晓康等人的电视片《河殇》就是一个主题先行的政论片典型。制片人先有“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观点，然后再寻找镜头组合史实。苏先生的影片在当时的条件下自有其特定的价值，但对卡玛等人重客观而不对观众说教的拍摄方式，苏晓康先生似乎很难理解，所以才会写出这篇冷嘲热讽、充满事实与逻辑错误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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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10月号

附苏晓康原文：

女人一台戏 ─「六十年」评说的一个侧面 （美国） 苏晓康 今年检点“新中国”六十年史，让我们先来检点一番这里面 的“女史”，或许别有一番风景。毛泽东说他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打蒋介石和闹文革，只有后面这一件属于“六十年”之内，且有一位“旗手”是女的，便叫男人逊色于女人；还有一件事情，即一群女学生打死了她们的女校长，也使得女性在文革中令人印象深刻。三十年后的“六四”，其象征是个“民主女神”，偏偏绝食总指挥也是一位女学生。我这么强调女性，倒不是用来讨好“女权主义”，而是，对这些“历史中的女人”的批评者们，也都是女人。你说奇不奇？ 上述这些“女史”细节，你只管把它们简单地排列起来，不去做任何分析，就会发现，期间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关系。不过，我现在连排列也省了，因为美国纪录片女制作人卡马·韩丁的两部片子，恰好把这部“女史”神奇地勾连在一起，形同一部上下卷。她也许是无意的，则更说明某种内在联系避不开。 两部纪录片都很著名，即《天安门》和《八九点钟的太阳》 ，其内容无须赘述。在时间顺序上，有点颠倒，《天安门》似乎播出在前，就先说它——卡玛在这里是一个批评者，她的镜头里最著名的一段，就是生动地展示绝食总指挥柴玲“让他人流血，自己逃生”，坐实了八九学生领袖的“激进”。但这部片子之前，早就有人批评柴玲，我记得最早一位，是刚从秦城释放就来哈佛的女作家戴晴，她一到那里，波士顿就有一座“道德法庭”出现，“要判柴玲重罪”，这其实是《天安门》纪录片的一个剧本草稿，那里的“法官”多数也是女人，有的后来就是纪录片里的“受访者”，其潜台辞是，政府（党）被学生逼急了，好像邓小平没有退路。 “符号”“化身”的“合成” 批评了天安门学生之后，卡玛扭头又去赞扬二十年前的红卫 兵，片名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倒还在其次；我们实在没弄懂的是，那些红卫兵不是邓小平最痛恨的吗？因为他就是把柴玲他们当作“红卫兵”，才下了狠手。可是，最早的红卫兵都是他们自己的子弟——北京的“老红卫兵”，特别是所谓“西纠”，搞“血统论”的那一伙，“红八月”里杀人不眨眼，卡玛的电影里有一位著名的“要武”宋，蒙着脸在镜头里说话——三十年前她那个中学里的女红卫兵们，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长卞仲云，而邓小平有个女儿也是那里的一个女头头。 “红卫兵”与“八九”学生，前者批评后者——据说卡玛当年也是一个“红卫兵”，于是电影《天安门》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却竭力为宋彬彬辩护，说她“背黑锅”——是她上天安门亲手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箍，老毛赏赐她一句“要武嘛”，一锤定音将“红卫兵”跟暴力挂钩，也是封赏施暴的特权给高干子弟们（“西纠”“联动”）。假如卡玛同情一个女孩子，解读这段历史乃是老毛让宋彬彬背了“黑锅”，那么她会不知道以柴玲的年纪和经历，根本不懂“血流成河”的意思吗？她不也给柴玲扣了一口“黑锅”？ 卡玛对记者说：“宋要武”成了一个“合成人物”（com posite figure），成了一个符号，什么坏事都安她身上，变成一种神话，变成“文革”中红卫兵暴行的化身。——可是，卡玛难道不是把柴玲当作一个“符号”和“化身”来处理的吗？其手法也是“合成”：把柴玲的两段相隔四十分钟、对两个记者讲的话，剪辑在一起。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 其实，两个女学生都是时势造成的“公众人物”，都逃不脱 “符号化”而被世人评说。但是最大区别在于，她俩身后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集团：“八九”学生是被杀者，红卫兵则是杀戮者。末了，卡玛也免不了被世人评价，因为那两部著名纪录片，有人也追究她的“家庭出身”，指出她的父母曾为毛泽东的专制和屠杀大唱赞歌，这是不是也算一种“血统论”呢？这是“文革遗产”，她所歌颂的东西，最终报复到她自己身上。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也是当年的一个女学生，但她 从来不曾是一个“红卫兵”，今天看来，这点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王友琴固执地“考古”红卫兵的暴行，丝毫不顾及他们的“理想主义”滥调，那却是卡玛所赞扬备至的；而卡玛又丝毫看不见“八九”学生的“理想主义”，却图解他们心怀叵测。“理想主义”无法当作一种事后的辩解，看来是批评者的一种逻辑。“八九点钟的太阳”不就是想给“红卫兵”涂抹一层矫情的“理想”光晕吗？自然，也是顺便给西洋人开一开“东洋荤”。 六十年横跨毛邓两代，留下的几乎只有血迹，以及年轻人的 躁动。这是一个什么世道！ 颠倒的不仅是时间秩序 －－－－－－－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