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极权制度带来的恐怖
   ———诺贝尔奖得主米勒的写作主题

       茉莉

  在诺贝尔家族里，有一串各国政治流亡者的名单。今年，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在流亡作家的获奖名单上增加了一位女性。

  尽管流亡对作家来说是一种复杂而痛苦的处境，但比较起仍然留在祖国的作家，流亡者享有写作的自由，带着故土文化和苦难经历进入异邦，他们跨国界的作品往往更丰富更具活力。就如一位哲人所说，植物的根往往奇形怪状，面目可憎，但有信心的智者可以引导他们长出美丽的花朵和果实。

  笔者认为，这次颁奖是近年来瑞典文学院最好的选择，因为它很符合诺贝尔设立此奖时的期望──给予人们反抗极权的勇气。一百多年前，诺贝尔就预言说：“一种来自社会深层的新的恐怖政体正在开展活动，以求从黑暗中狂暴地崛起。人们早已从遥远的方向，听到了这种空洞的噪音。”果然，极权主义在一百年间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以一支纤笔，不停地书写极权主义带来的恐怖，还有谁比赫塔·米勒更配获得诺贝尔的这份奖赏呢？

   ◎ 她揭开欧洲的另一伤口

  齐奥赛斯库政权的共产专制，是米勒笔下三十年如一日的不变的主题。对此，米勒解释说：“不是我选择题材，而是题材寻找我。”那些主动寻找米勒的题材，是她本人和家庭的身世，也是他们那一代罗马尼亚人及其少数族裔的命运。

  一般认为，欧洲上个世纪的伤口就是纳粹大屠杀，但在米勒的描述中，战胜纳粹的东欧共产党所施行的政治暴力也同样可怕，他们以新的压迫代替了希特勒。米勒的父母都是罗马尼亚的德裔农民，在二战期间，她的父亲曾在德国党卫军服役，后来成为一个酒鬼。母亲在二战后被罗马尼亚共产党关进苏联劳改营五年。和她母亲一起遭到驱逐的，有大批17至45岁的德裔罗马尼亚人。

  劳改营归来的母亲于1953年生了米勒，这位女儿后来成了德裔罗马尼亚人悲惨受难史的记录者。米勒的最新作品《呼吸秋千》写的是二战结束后，罗马尼亚的德裔少数民族被送到斯大林劳改营的故事，将共产党极权下的恐怖描绘得淋漓尽致。以细致入微的刻画，对专制社会的非人性进行了控诉，这部纪实文学被认为是米勒的巅峰之作。

  米勒揭开这一历史伤口，对东欧的民主化具有意义。尽管罗马尼亚在共产党垮台后实行民主制度，但很多政治精英仍然出身于共产党，他们不太愿意推动全面的转型正义。而米勒却执着地用文学作证，并严厉批评那些曾与安全警察合作的东欧作家，指责他们既不道歉，也不对过去的行为做出解释。两德统一后，为抗议西德笔会要与前东德笔会合并，米勒退出了德国笔会。

   ◎ “我写作是因为我恐惧”

  
  在一篇散文里，米勒说一些德国评论家希望她与罗马尼亚的过去告别，转而撰写今天的德国。但是米勒仍然沉浸在自己的过去里，因为巨大的伤口未曾愈合。她还说，至少有几百个作家可以描写今天的德国，但她从罗马尼亚带来的经历，仍然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人们必须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发生那一切？“我从未因为想要成为作家而写作，我写作是为了使世界变得容易理解一些。”

  早在七十年代，年轻的米勒就在大学加入了一个文学青年组织——巴纳特行动小组，反对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追求言论自由。毕业后米勒成为一家工厂的翻译，由于拒绝充当秘密警察的线人，她被解雇，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1982年，米勒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低地》，描述了一个说德语的小镇所遭受到的残酷镇压，该书很快招致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的查禁，她被视为国家的敌人。

  我们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米勒散文的一个重复的主题是恐惧。“当我开始思考，对恐惧的兴趣是我最大的收益。”在获奖之后，米勒对媒体说：极权统治的主题一直贯穿在她的文学创作之中。对某些人来说，独裁已是过去，但在她的脑海中，清晨醒来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存活到晚上的滋味，还是那么记忆犹新。

  离开罗马尼亚时，米勒才34岁，但无休止的政治迫害令她的神经被撕裂，她觉得自己已经像一个老女人了。她曾做代课教师谋生，常常被学校解雇。安全警察要求她定时报到，威胁说要监禁她，或者制造车祸消灭她。

  即使在德国安全地生活了二十多年，米勒回忆当年在罗马尼亚的恐怖生活，仍然会很神经质。例如有一次，她在柏林家中看见一张搬家公司的广告：“我们可以给你的家具安上脚。”这就勾起了她可怕的回忆，当年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光临她家，常常留下痕迹，例如搬动她的家具，或把另一个房间的椅子移到厨房里。

   ◎ 展示极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作家，米勒在文学上的一个贡献是：通过她那些反思故国生活的作品，生动地展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被专制政治所控制、所影响。她让读者注意到，在专制制度下，恐惧是怎样影响人们的心理，并在人们的未来生活中留下痕迹。

  那里的日常生活是灰暗而耻辱的。在罗马尼亚的学校里，米勒看见共产党统治者是怎样给孩子们灌输谎言。她代课的一个郊区学校，孩子们来自贫穷家庭，穿着破烂的衣服，带着肮脏的书本。但是，课本里却充满荒谬可笑的内容给孩子们洗脑，例如社会主义如何进步，人民如何幸福。在办公室，同事们不敢接触米勒，无人和她说话，孤独而忧伤的她每天到洗手间去偷偷哭泣。

  米勒的故事总是发生在齐奥塞斯库的专制时代，往往是一个灰色的、破损的角落，一个被监视的地狱，深夜有人被抓走或被谋杀。在那里，甚至隔壁无辜的邻居，随时可以转变为敌人或潜在的告密者。在小说《约会》中，一名年轻的罗马尼亚女工在生产出口西装的工厂中工作，她往衣服里子中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娶我”，并写上她的名字和地址。这位女工因此被秘密警察逮捕。

  迫害像气味一样弥漫，到处都存在危险。米勒天生有一种描写具体细节的才能，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她锐利的眼光。那些很轻微很奇怪的细节，却是权力侵犯人权的见证。《纽约时报》在评价米勒的一部作品时赞扬说：“作者在罗共的专制下，在形神皆丑的生活中，以栩栩如生的细节创造了某种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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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