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心的痛楚化成歌声

        ———周云蓬和他的民谣

       茉莉

  聆听周云蓬，不必要有一双音乐的耳朵，只要让我们易感的心，跟着寂寞的他一起去流浪。这位自九岁就失明的盲人歌手，1995年于北京圆明园开始卖唱生涯，像古代的荷马、高渐离等盲艺术家一样游走他乡。他的歌声如此悲怆：“这时我们离家去流浪，长发宛若战旗在飘扬，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山鬼》）

  每次聆听周云蓬，我总是想哭。吉他的拨弦声如山间泉水叮咚，他磁性而厚实的嗓音，带着平静、忧伤而深沉的力量。周云蓬的歌声并不张扬，但人心中某处柔软的地方，就在他那娓娓道来的叙述中给触动了。我们和戴着特大墨镜的歌手一道，面对惨淡的人间真相。

   ◎ 最具人文精神的中国歌手

  音乐是各种艺术中最抽象的一种，但它也可以体现对人类苦难的关注。音乐的人文主义精神，主要是透过歌词的文字描绘，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同时，运用旋律、和声、节奏、不谐和音以及半音体系来配合词句，表达人的感情。

  周云蓬的歌声中，最具人文精神的是《中国孩子》。此曲如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一般震撼人心，表现了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盲人歌手，用耳朵和心灵感受社会低层的悲惨现实。他的控诉，声声带着血泪：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在幽咽中最后爆发的歌声，伴以孩子们童稚的声音，形成一种强大的人性的力量，为当今中国一系列惨案留下历史的记忆。周云蓬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孤独而悲苦地倾吐底层人民的命运。多少听众为他的歌声潸然泪下，颤然心动。

   周云蓬歌咏底层，他本人来自底层。身为盲人的他饱受社会歧视，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被骗，想要做盲童学校的教师也被排斥，无路可走，他只有卖唱一途。中国孩子险恶丛生的生存环境，周云蓬感同身受，他心里郁结的情感，需要用音乐表达出来。也许歌谣中的人文关怀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但这种具有公共言论性质的歌词，能引起人们的震动与关注。
  
  当中国流行歌曲大都虚饰柔靡、陷入卿卿我我的情爱怅惘之中，周云蓬坚持歌以载道，将让人心的痛楚化为歌声，以激情而忧伤的赤子之心承担社会责任。《失业者》一曲诉说着：“每个日子都是星期天，每顿饭都是最后的晚餐，每张床都是临时的客栈，幸福总在街角的转弯处。”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之中的失落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 继承中国讽喻诗歌传统

  周云蓬的一些精美的歌谣是他自己作曲填词的，他既是一个歌者，更是一位有深度有水准的诗人。他继承了了中外诗歌的优秀传统，其中最显著的是讽喻诗歌传统，这一类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体现文学的社会功能。

  例如，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杜甫提出的“即事名篇”，即如实记录社会事件。白居易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周云蓬说：“社会就是我研究、琢磨的一本书。” 他把读社会这本书的感受和心得，纪录在他的歌词里。

  “你呀美丽的小白领/ 可别瞧不起人大民工/ 民工虽然不太卫生/ 总比很多人心要干净”“谁敢把穷人打晕/ 谁敢拿豆包不当粮食/ 穷人急了可会咬人/ 咬完男人还要咬女人”（《黄金周》）“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我努力地还，我拼命地还，我要一直还钱，我要还清这贷款。直到有一天，所有的钱都还完了，头发也就白了，嘴里没有牙了。”（《买房子》）

    至今为止，没有一位当代中国歌手像周云蓬一样，如此细腻地描绘人们日常生活的艰辛与无奈。在官方渲染的“和谐社会”中，周云蓬这类“穷人急了会咬人”的歌词，是如此的不合时宜。这令我们忆起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诗歌名作，如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同时，周云蓬也深受西方文学的熏陶。过去他曾用按摩赚来的钱，雇人读书给他听，现在他在电脑上用盲人专用的软件读万卷书。他的歌词创作，和苏格兰诗人彭斯有异曲同工之妙。彭斯撰写的民歌富有音乐性，表达平民阶级的思想感情，被评价为：“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他的歌声。”

   ◎  “中国的迪伦”生不逢地

  背着吉他走遍大江南北，周云蓬的演唱在各地受到欢迎，人们打开窗户为他鼓掌，有时甚至有上百听众和他一起合唱。他的民歌风，他的音乐魅力和反抗精神，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歌手迪伦（Bob Dylan）有相似之处。
  
  迪伦曾以他乡村风味的摇滚民歌，作为诗人革命者蜚声美国，被誉为“美国的良心”。1963年，他曾在华盛顿举行的大规模民权运动游行中，高唱多首争取民权的歌曲。马丁·路德·金也在这场合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

  和周云蓬总是吟唱悲剧性小人物一样，迪伦歌曲中的主角，也经常是穷困的乡巴佬，流浪的吉普赛人，以及被欺凌被侮辱的黑人。例如，“我听说一个人饿死，我听到许多人的笑声；/ 我听说一位诗人的歌死在贫民窟里。”“纽约镇冬天的时候，大雪飞旋狂风怒吼，此刻走向何处，有人冻得寒彻骨头。”

  两位歌手都善于融合诗歌与音乐，赋予他们的演唱以社会意义，但他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迪兰在全球卖出一亿多张唱片，拥有一大群追星族或迪伦迷。瑞典皇家音乐院颁给迪伦“北极音乐奖”，其赞颂辞说：“借助他的朴素的、诱人的音乐手段，他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感染力，激发我们去质疑最强硬的政治势力，去反对一切形式的偏见，同时对弱小的不幸者给予不断的支持。”

  而周云蓬来自底层的呜咽的美丽歌声，却无法像美国的迪伦一样广泛流传。中国的唱片工业仍然受政治的影响，周云蓬演唱的一些曲名就足以让有些人皱眉头。时不我与，在追求奢侈品和小资情调的物资主义时代，人们空虚而冷漠地树起自我的壁垒，周云蓬哀伤的歌声，只能感动那些本来就富有同情心的人。

  这位抒情的盲歌手仍然在各地咖啡厅和酒吧流连，一唱三叹婉转缠绵：“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往昔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不会说话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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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