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历史叙事的魅力
   ——读《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茉莉

  戴晴年幼时，她那后被日本宪兵秘密处决的生父，常抱着她去北海看水，说小孩子要看水眼睛才亮。一个人眼睛明亮，意味着什么呢？原是理工科出身的戴晴，在改行成了作家、记者之后，就琢磨起她父亲所献身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的历史来，结果如她自己所说：“不少藏着、掖着的苟且之事总让我瞧破。”

  应了义父叶剑英的一句评语：“养不驯。”三十年来，戴晴背叛了她的父辈所属的政党，转而坚守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从被杀的王实味、失踪的储安平到被监禁至死的张东荪，擅长讲故事的戴晴，充满感情地诉说一个又一个“专制者剿杀思想者独立精神”的故事。她的近作《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如澳洲教授白杰明所说：“是一部对良知在专权时代遭际的挽歌。”

  戴晴的历史叙事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魅力，在于她面对历史的求真精神和反思能力，她的社会视野和人文关怀，也在于她鲜明的个性与激情。《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的写作，具有问题意识、洞察力、比较研究、复杂性和戏剧性等特点。通过翔实史料考证张东荪的生平遭际，戴晴梳理错综复杂的时代脉络，重谱了一曲令人回肠荡气的当代史。

 
  一，问题意识

  有问题意识的史家大都是一些不肯人云亦云的人。他们拒绝任何一方给出的简单结论，而宁愿像用身体丈量大地的藏传佛教徒一样，千辛万苦地钻进历史的灰烬之中，寻找那些“飘荡在旧籍陈档中的杳渺魂灵”，并向他们发问：为什么？

  该书一开头，戴晴就疑惑地问：“燕京哲学系主任、年届六十四岁的张东荪，怎么卷进这赳赳武夫的游戏中？”问题带出问题，戴晴的问题越来越多：北平和平易手背后的政治交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毛泽东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1949年9月30日首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中，576名投票人，毛泽东得票575张。那唯一的一张反对票是谁投的？谁敢投？后果又是什么？1972年秦城监狱医院中，87岁的张东荪临终前说“还是我对”，他指什么？……

  过去对张东荪毫无所知的我们，被戴晴的问题震撼得傻了眼，只能跟着她生动而具体的描述，一步步走进疑窦丛生的当代史之中。这种叙事让我们进入政治历史事件的内部，身临其境地发现长期被人隐藏的神秘玄机。原来，真相一直就矗立在那里，只是需要勤奋而又无畏的人，拨开重重尘土蛛网去发现它。

  二，洞察力

  被人有意掩盖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像一个阴暗的山洞，只有洞口有少许阳光。要探测山洞的秘密，就需要洞察力——一种让人能根据事物的表面现象，准确认识事物本质及内部结构的综合能力。十几年前，当戴晴在澳洲遇上张东荪的孙子，面对张东荪留下的手迹残篇，她就像站在一个神秘的山洞口。此后，她必须张开思维的天线，施展十八般武艺，去探测历史黑洞之奥秘。

  在《我的间谍生涯》一文中，戴晴自供她曾一度是解放军总参情报部的“资浅间谍”，可没干一件像样的活儿就被主管参谋给卖了。虽然间谍没当好，但她的敏锐嗅觉还在。2007年，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之秘书邢俊生的回忆录在网上发表，其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引起戴晴的警觉：徐子荣曾上报周恩来的一份绝密材料，涉及某“社会名人”的政治案件，毛泽东亲自批示：“在如来佛手掌中。”

  光有敏锐的嗅觉是不够的，历史线索需要经过拨丝抽茧的过程，用理性来分析，才能求得真相。好在戴晴是从共产党营垒内部走出来的人，她洞悉该党领袖诡秘的行事方式，因此能从这份隐去姓名的绝密材料中，通过调查取证，推论那位被毛泽东轻蔑地称为落“在如来佛手掌中”的人，就是毛曾高度赞扬并着意推重的民主派盟友张东荪。

  当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充满了殖民式的暴力，御用学者只写当权者承认的那部分历史，从而侵占了另一部分历史真相。而戴晴以其洞察力打破了这种集体沉默，她搜寻历史证据，还原历史事件的全部本质。

  三，比较研究

  有人批评戴晴此书，说她并不专注于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笔下常“跑野马”。在笔者看来，这倒是戴晴叙事的独特魅力所在。一些传统学者把历史当作机械零件，去做枯燥的分类研究，而戴晴却以其开放的心态，采取了旁逸斜出、不拘一格的写法。这种写法纵横开阖、挥洒自如，以广阔的背景来衬托人物的活动，通过比较研究，深入挖掘事件的来龙去脉。

  中国传统史家会运用比较方法，以求得史籍史事的真确。现代西方史家则运用比较研究来检视历史事件，解释各种因素造成的社会变迁，以及个人及其团体的命运。在戴晴的叙事中，处处不忘运用比较分析方法，让读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梁启超语）。

  从重大事件的比较来看，戴晴谈及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变”，国民党突然和共产党翻脸并开杀戒，评论说：与五十年代之后文化人集体自辱的凶险相比，国民党对中国文化传承与传承者的伤害而言，只能算是“小儿科”。再如1936年，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批评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其时尚弱小的共产党代表刘少奇报以“大度的响应”，而在中共执政后，这种态度“几可告阙如”。

  1940年，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冯树功被日本军车轧死。燕京大学当即向占领当局提出书面抗议，这令戴晴联想到半个世纪后，“人民子弟兵”的坦克在北京六部口，有意碾压正在撤退的学生，北大校长的反应却是，主动将“涉嫌动乱”的助教，押送公安局。

  民盟诸君的一些生活花絮，放在一起比较看也饶有趣味。例如，向来在意仪表的著名女律师史良，在被邀进中南海时穿上了时髦的列宁装。和史良一样同属民盟“左派”（即亲共派）的章伯钧官场得意，住上了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而立场偏右的民盟领导人张澜，即使当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也谢绝中共为他安排的“太好”、“太大”的住宅，只是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罩在旧棉袍之上。

  最令人震惊的比较，则是毛泽东对张东荪前后态度的变化。1949年初，为借助学术泰斗张东荪的社会信誉，毛泽东点将张东荪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谈判获得成功，毛泽东赞扬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两年之后，这个湖南人翻脸如翻书：“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

  四，复杂性

  本书的主人公只是在国共两党相持阶段，作为制衡双方的第三势力，短暂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命中注定地消失于沉寂与黑暗之中。张东荪和专制权力相碰撞终于粉身碎骨的故事，带有凄美和恐怖的强烈色彩。

  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在叙述故事时容纳复杂的关系，展示完整的过程。所谓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指场面的浩大和人物的众多，而是指作者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余英时先生评价戴晴此书：“是一部最有历史价值的‘洗冤录’。……写出来的是一部翔实的历史──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政治史。”

  但戴晴不仅仅是在写历史，不仅仅是要洗清他人的冤屈，她更试图在纷繁的历史中探索那一代学人的灵魂。以人文互证的方式和知人论世的眼光，作者展现了民国一代精英的人文素质和人格状况。张东荪是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被整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昔日盟友在他落难时纷纷落井下石，互相撕咬。各色人等的品质和灵魂成色，在戴晴笔下暴露无遗。

  书写张东荪及其一代民国学人的情感、道德、理想、困惑、抗争、希望、无奈与悲愤，戴晴窥见那些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她的感慨很深：“东荪先生以及他的同侪，曾经多么生动、有骨气地生活过——。”

五，戏剧性

  毛泽东曾说：“我是不看话剧的，因为我天天都在演话剧。”他那虚伪、阴险而又毒辣的话剧，类似莎士比亚创作的《理查三世》。而张东荪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处境下，仍然吟诵道：“已惯看剧场打诨，岂谓枭鸾从古判，只掉头一啸余何恨。”

  既然历史本身比戏剧还戏剧，戴晴就只需辛苦积累素材，运用联想开拓思路，运用背景、旁证、对比映照等手法来丰富内容，展开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该书的故事情节安排得跌宕起伏，强化了历史叙事的戏剧性。

  这是一种下大功夫、见真精神的历史写作。在一个轻浮浅薄的消费时代，戴晴坚守人文主义价值观，在孤寂中历时八年，勘探历史的废墟，凌厉地追问往昔的恩怨是非，给我们认识理解当下现实提供了视角与参照。阅读此书，我们可以听到作者内心的波涛与长啸，闻到她浓郁的自由主义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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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3月号